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评析

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当时的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对它的研究对于我国现代化将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全盘西化思潮的提出与发展,全盘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及对全盘西化思潮的评价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能对我国的现代文化建设有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遣返在华苏侨

1954年和1955年,居住在中国多年的11万余名苏侨分两次被集体遣回苏联国内.在遣返过程中,中苏双方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合作,保证了这一行动的顺利开展,成为当时走向蜜月时代的中苏关系的重要内容和历史见证.当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联政府作出大规模撤退侨民的决定?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公安部队

一、周总理叫我去当副司令调动工作无非是从这一岗位换到另一岗位,这在一个人的革命生涯中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有一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致使过了几十年,连当时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那是1950年9月间,一天,我接到要去北京的电话通知,以为是开会,就匆匆地从锦州动身,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周总理找我谈话。驱车前往中南海的途中心想,也许要谈战备的事.     

关于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再认识

20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开端时期。学界提出了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初步探讨了相关理论问题,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并编写、出版了初步成果,但过于强调国史研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编辑出版的教材、讲义等学术性和科学性不足。尽管影响较小,但应当肯定当时的史学工作者们所做的学术努力。     

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户收支结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前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户的收入水平趋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支出也不断提高。在农户的收入结构中,农副业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农户还利用农闲时节开展货运、出雇等贴补家用。农产品的出售收入是农户现金收入最大的来源。在农户支出结构中,尽管生活性开支占了绝大比重,生产性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生产性消费也呈逐步提高的趋势。总体来看,当时农户的消费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性质,小农经济与国家工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国家出台统购统销政策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断加速,因此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收支相抵剩余甚少是导致中国农业合作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探索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建国后,我军武器装备与当时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距甚远。实现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成为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面前的重大任务。时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从国情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军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的思路：购买先进武器,缩短武器装备转化形成新战斗力的周期;为缩小与西方军事强国的技术差距,仿制苏式武器;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抓我国武器装备体系建设。周恩来发展武器装备的思想和实践,为人民军队迈上具有我军特色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的西南民族地区

正20世纪50年代,地处西南地区的云、贵、川在中央"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指导下,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通过建设地区民族机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组织民族代表团到内地参观、扶持民族地区发展贸易和生产、发展教育卫生事业等措施,为维护西南地区地区民族团结和稳定、树立共产党和新政府在各民族中的核心地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至此,西南地区各民族走上了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际展览项目探析

冷战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利用展览诠释马歇尔计划,这表明国际展览开始为冷战政治服务。但囿于文化冷战尚未全面展开以及受制于《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政府并未将国际展览作为主要的心理战工具加以系统利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了反击苏联的"文化攻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国际展览纳入心理宣传战略当中,推出国际贸易博览会项目与文化展现项目。美国展览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扩张,成为美国政府反击共产主义和塑造自我形象的主要工具之一。     

20世纪50年代英国保守党政府的货币政策

20世纪50年代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共识政治下重新执政的年代。保守党在重新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与前任工党政府类似的经济措施,但两党的经济共识是不彻底的,保守党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显示出与工党政府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保守党在需求管理中大兴货币政策。通过大量使用货币政策,保守党政府成功应对了战后英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势,促进了战后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20世纪50年代治淮模范宣传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淮河两岸掀起了根治淮河运动,涌现出大批治淮模范.此后,党和政府通过报刊、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及邀请治淮模范参加中外重要会议、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等多种形式对他们进行了广泛宣传,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模范的热情.其间,对治淮模范的宣传还与抗美援朝及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对于治淮模范的宣传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拥护,治淮模范还成为越南等国家工农群众学习的榜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交流.     

20世纪50年代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述论

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扫除文盲。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经历了"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和"扫盲协会"的成立两个高潮,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冬学和民校。业余文化教育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扫盲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扫盲工作认识观念存在偏差,文化学习很难与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师资素质较低,办学经费匮乏,人口流动频繁。     

20世纪50年代农村地区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扫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重大活动.因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和群众与乡村干部生产生活的诉求,在农村地区开展扫盲运动极为迫切.农村地区扫盲运动的实践,可以大体分为管理机构的确定、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师资培训工作的进行、教育形式的组织、教育内容的确定等.农村扫盲运动的成效,从农民个人角度而言,不仅...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非洲政策述论

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于大多数非洲地区仍处于西欧殖民国家的统治之下,美国政府对非洲的政策主要以资源为中心。随着20世纪50年代欧亚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决策者开始重新评估非洲在其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非洲的自然资源在美国决策中的地位随之逐渐下降,而其战略利益与意识形态地位日益突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非洲政策也开始逐渐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转向把欧洲与非洲分开考虑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学界对辽代佛教宗派、佛教艺术、《契丹藏》的版本与雕印年代、佛教与辽代衰亡的内在关联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近70年来的辽代佛教研究也存在着佛教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进展缓慢、研究成果与辽代佛教的地位远未相称、议题枯竭、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若干重大问题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等缺陷。今后的辽代佛教研究应该在佛教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议题和视角的拓展、多学科合作等方面下功夫。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疫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害。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血吸虫病疫区的党政部门和群众根据血吸虫病的流行规律及地区特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普遍采用了查杀钉螺、管理粪便、管制水源和查治病人等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方法,使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疫区生态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后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20世纪50年代山西农业救灾中的技术推广

20世纪50年代,山西经常发生旱灾、涝灾、风灾、霜冻、虫害等自然灾害,给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救灾方针政策,将提高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改进耕作方式、改良作物品种、兴修农田水利、提高防治病虫害技术等措施,山西成功实现了生产救灾,同时增强了各地农村的抗灾能力,为农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这一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是:文化交流紧密围绕外交活动展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式、内容、数量、规模上既不同于汉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际的古代中国,也有别于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途径而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存在不平衡性,以中国主动吸收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官方和民间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但民间形武大多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树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略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商业信用

建国初期,我国商品交易中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制度是信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为了对资金流通与商品交易实行计划管理, 从1954年起强制取消了国营经济的商业信用,试图以国家银行信用制度取代商业信用制度。取消商业信用制度后,我国的信用制度出现缺失,虽然大量“非法”商业信用形式依然暗中存在,但信用制度的功能受到抑制,严重阻滞了社会资金的正常运行。     

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中的苏联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规划建设"新北京"、打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是中央与北京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所聘请的中国建筑与规划专家一开始即与苏联专家在规划思路上产生了分歧。由于新政权缺乏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除启用原有的技术人员之外,邀请苏联专家进行指导、学习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成为当时的现实性选择。从1953年的规划草案到1958年的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莫斯科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建议是其重要的借鉴与参照。尽管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苏联因素是影响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突出因素,其影响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