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稽考

国语郑语载周史伯对桓公有曰,“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韦昭解云,“大彭,陆终第三子曰(竹钱),为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彭城是也.”又云,“彭祖,大彭也,豕韦,诸稽,其后别封也.”按大彭,即后世之彭城,在今江苏铜山县境,前属徐州府也.豕韦,据余所考,约在今河南滑县境,前属卫辉府也.惟诸稽自来茫昧不明地望所在.间尝细思史伯之言,初谓大彭为商伯,次谓彭祖则商灭之,二名岐出,知彭祖非即大彭,其说见后,韦氏认二为一,殆失之矣.又豕韦前后兴灭无二,而大彭之兴者其一,灭者乃彭祖与诸稽为二,而亦不言大彭诸稽,颇似彭祖诸稽即由大彭分立者,怀疑甚久,辄用悬悬.后读国语吴语“越王勾践命诸稽郢行成于吴.”韦解云“诸稽郢,越大夫,”史记越世家作“大夫柘稽.”梁玉绳人表考四曰,“吴越春秋     

易水天鼋方国政——论“先燕”民族文化(续)

<正> 易水左右是天鼋族高辛氏子唐尧故地。唐尧是黄帝曾孙帝(?)高辛氏子,史家因并称帝(?)、帝尧所处时代为“诰、尧之时”。”《大戴礼记·五帝法》记孔子说:帝(?)为玄嚣之孙,(虫乔)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是“高辛氏之子也,曰放勋”,与《尚书·尧典》:“帝尧曰放勋”相合。《史记·五帝本记》:“帝(?)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可证帝尧是黄帝天鼋氏族商高辛氏之后,本姓姬氏,《帝王世纪:帝俈高辛,姬姓也”可证。帝尧既为高辛氏子亦当为姬姓。《路史·后纪》:“帝尧陶唐氏·姬姓。”注:“尧姓姬,缶于帝(?)”。虽《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以“尧母(广尤)都,盖天帝之女,寄伊长(亻入)家,年二十无夫…赤龙与庆都合而生尧”。《隶释·帝尧碑》、《咸阳灵台碑》等都有此说,皇甫谧因说:“尧姓伊祁氏”,“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长(亻入)之家,故以所居为姓也”。     

石鼓文词句“四介既简”试解

“四介既简”,此句出自 《石鼓文·田丰》.王昶《金石萃编》释文、潘迪《石鼓文音训》并误释此句为“吾众既简”.潘氏解“简”为“选也”.“四介”二字,郭沫若说:“二字颇漶漫,然谛审可辨,《诗·清人》‘驷介旁旁’.”郭说甚是.按古文献“四”、“驷”相通.《诗·小雅·四牡》:“四牧騑騑”.《仪礼·既夕礼》:“玄纁束马两”,贾公彦《疏》引《诗》作“驷牡騑騑”.《左传·定公十年》:“公子地有白马四”,《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作《左氏传》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马驷”.《诗·大雅·大明》:“驷騵彭彭”,《公羊传·隐公元年》:“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徐彦《疏》引《诗》作“四騵彭彭”.《诗·秦风·驷(?)》:“驷(?)孔阜”,《说文》马部“(?)”字下引《诗》     

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中的几点失误──兼论三代纪年

近读古史，发现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中有明显的三点失误。现罗列如下，敬乞海内外专家明察。一、古代有无“三年之丧”制？郭沫若在《释祖批》中说：“《尚书·帝典》‘帝（放勋）乃组落，百姓如丧者批三载’，不独首姓字古无有，三年之丧古无有……亦可知《帝典》诸篇为孔门所伪托。”（《郭沫若全集·考古篇1》第20－21页）郭氏否定“三年之丧”是错误的，请看《竹书纪年》的帝尧、帝舜和夏代纪年（见附表）。1．从尧、舜、禹的继承来看，尧死于公元前2046年，舜继位于2042年，舜死于公元前1993年·禹继位于公元前1989年，皆有“三年之丧”，…     

《简牍制度新探》引文校对

《文物》今年第3期刊出胡平生同志《简牍制度新探》一文,其中对古代简牍尺度规格的探讨,饶有见地。但所引古文献之文句多处脱衍讹误。仅据原书,校对如次。 1.第67页《仪礼·既夕礼》曰:“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遣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案:“书遣于方”当作“书赗于方”。 2.第68页《论衡·谢短篇》:“汉事专载于经,各为尺籍短书。”案:“专载于经”当作“未载于经”。 3.第68页《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说文》:“牍,书版也,长一尺。”案:“书版”当作“书板”。通行本《说文·     

"黎民"辞源考

现在流行的各类辞书对“黎民”这一历史性辞语均有解释 ,如《辞海》解释为 :“即众民。《诗·大雅·云汉》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郑玄笺 :‘黎 ,众也’ ;一说因黑发得名。《孟子·梁惠王上》 :‘黎民不饥不寒’。朱熹注 :‘黎 ,黑也。黎民 ,黑发之人 ,犹秦言黔首也。’《书·尧典》 :‘黎民于变时雍。’蔡沈集传 :‘黎 ,黑也。民首皆黑 ,故曰黎民。’一说原指九黎之民。杨筠如《尚书·檄诂》 :‘黎民当即九黎之民。《国语·楚语》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法 ,尧复育重黎之后 ,使复典之’即黎民于变之事 ,嗣后及沿用为齐民之谊。’”《辞源》…     

也谈《隰有苌楚》是情歌

自汉以来,历代注家多认为《诗经·桧风·隰有苌楚》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西汉·毛亨、东汉·郑玄说此诗作者痛恨国君放纵情欲,荒废国政,所以歌颂无情欲者。宋·朱熹说“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诗集传》）郭沫若认为是没落贵族悲观厌世之作。（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愚以为这种解释不尽符合该诗的本意,近乎毛亨说《关睢》是“后妃之德”、说《静女》是“刺时”、说《木瓜》是“美齐桓公”、说《溱洧》是“刺乱”一样牵强。迄今仅见高亨《诗经今注》及李长之《诗经试译》在题解中说此诗是一首恋歌。但二位先生未加评述他们这一见解的依据,今就此略陈管见。 研究《诗经》的人公认《郑风·溱洧》是一首反映郑国民间风俗的情歌。《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悦）者俱往也”。三     

孙叔敖“三相三去”考

孙叔敖 ,春秋时楚国令尹。传世典籍中常见孙叔敖“三相三去”的记载 ,即孙叔敖曾三次出任楚相令尹这一职务 ,又三次辞去之。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如 :《庄子·田子方》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 :‘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 ,三去之而无忧色。’”《荀子·尧问》 :“孙叔敖曰 :‘吾三相楚而心卑。’”《吕氏春秋·知分篇》 :“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 ,三去令尹而不忧。”此外 ,《淮南子·汜论》、《史记·循吏列传》、《史记·邹阳列传》、《新序·杂事第三·齐邹阳客游于梁》等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述。与孙叔敖的事迹相类似 ,典籍中又记春秋时楚国令尹子…     

“发”人刍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一支被称作“发”的古代居民。《逸周书·王会解》记作“发人”,《管子》和《史记·五帝本纪》均记作“发”,《大戴礼记·少闲篇》则记作“北发”。 《管子》一书的《揆度》和《轻重甲》篇均有“八千里之发、朝鲜”的记载。春秋时期,燕与朝鲜(箕氏朝鲜)东西相接,发人自不会在二者之间,而应在燕之东、朝鲜以北求之。 发,《集韵》注为:北末切,入声,末韵。郭沫若认     

《新台》之“鸿”不是蟾蜍——闻一多晚年为什么自己否定了《新台》“鸿”字说

闻一多先生《诗·〈新台〉“鸿”字说》,1935年夏发表于《清华周刊》,至今已经54年了.半个世纪以来,《新台》之“鸿”即赡蜍的结论,已被学术界所肯定.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中,先是说闻一多的学术研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接着他便以《诗·<新台> “鸿”字说》为例,对闻一多发千古之覆的创见,大加赞誉,他说:     

宁王朱权的行次

《明史》卷117《朱权传》载: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3591页)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明·郑汝壁《皇明帝后纪略》、《明实录》和清·查继佐《罪惟录》诸书亦作太祖“第十七子”。但是,明·焦竑《献征录》卷1却作: 宁献王讳权,高皇帝十六子也。明·朱谋讳《藩献记》和《朱氏八支宗谱》亦为太祖“第十六子”。历来二说并用,莫辨孰是孰非。     

文献上的夏都所在

一禹始封于夏《汉书·地理志》说:“颍川郡阳翟,夏禹国。”这是大禹始封于夏的较早记载。《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阳翟又是禹所封,为夏伯。”考《汉书·地理志》于偃师云殷汤所都,于朝歌则云纣所都,惟于故侯国则皆称为国。令阳翟不云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阳翟是禹的封国而不是禹都。《汉书》注阳翟,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言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水经注·颍水篇》也说夏禹始封于阳翟为夏国。这些说法是正确的。《通志·都邑略》也承认“禹封于夏”,惟以夏国在陕州夏县,则微有错误,因为北魏太和十一年分安邑县所置北安邑,十八年始改名     

同源词系联举例

本文试以谐声偏旁为线索,对以拱举、围抱、屈曲义为核心义的同源词进行系联。 [廾（共、拱）恭 供 栱 珙 衖（巷）（共手）（共车）] 廾,共字初文,古字形象拱手之形。《说文》:“廾,竦手也。,杨雄说廾从两手。”段王裁注:“此字谓竦其两手以有所奉也。”徐灏笺:“廾、共,古今字;共、拱,亦古今字。”共,拱手。《论语·为政》:“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郑玄注:“共,拱手也。”《仪礼·乡饮酒礼》:“坐奠觯,退,共。”郑玄笺:“共,拱手。”共从拱手义引申出共同义,“共”字遂成为此义专有,拱手义另造分别字“拱”字表示。《说文》:“拱,敛手也。从手,共声。”徐锴系传:“两手大指头相柱。”《广韵》:“拱,抱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墓之木拱矣。”杜预注:“合手曰拱。”《尚书·大传》:“桑谷七日大拱。”注:“两手扼之曰拱。”     

试说《诗·芣苡》

《诗·周南·芣苡》,三章,章四句:采采芣苡,薄言采(掇、袺)之。采采芣苡,薄言有(捋、襭)之。三章反复迭唱,只在二、三章的双句换了两个字。诗句很简单,训诂上也没有多少疑难和争议;但对于诗旨的理解却大有分歧。要而言之,略有五说:一、乐有子说《诗序》:“《芣苡》,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正义》引申其说。闻一多《诗经通义》认为“芣苡宜子之说,由来已旧,鲁韩毛说并同,学者未可泥于近代眼光而轻疑之也。”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说古梁州

一、九州安错? 梁州一语,最早出自《尚书·禹贡》,为九州之一。故要说梁州,先得从九州说起。据顾颉刚先生《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的考订,所谓“九州”是指三代以来进入中原的一支羌人——九州戎的聚居地而言。顾先生说的九州,在春秋时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地理概念,是专指“九州之戎”而言的。《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云:“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于王城。”《左传》哀公四年云:“……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可见,上述“九州”都不是当时全国的统称。作为中国传统的九州,从笔者接触的材料来看,大概由《尝·商颂·玄鸟》所说的“九有”,《长发》篇说的“九围”和《逸周书·尝麦》所说的“九隅”等概念发展而来。《尝·商颂·玄鸟》对“九有”的解释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关于纣和武王的记载

纣和武王,是历史上一个时期两个相对立的人物,用孟轲的话说,前者是“至不仁”,而后者是“至仁”(参《孟子·尽心下》)。关于他们,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有人却对某些记载表示怀疑。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论语·子张》)。孟轲则怀疑《尚书·武成》说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尽心下》)。如此说来,正像明人叶盛所说:“信史诚有未足信者矣”)《水东日记·史官以心术为本》)。而怀疑一般都是有所见的。苏轼说:“子贡言此者,盖     

释■

《甲骨文编》卷十二有■(铁二·二)、■(前七·四·一)、■(粹三七六)、■(邺三下·四三·四)等字。孙诒让释作系(■),他说:“《说文·系部》系,籀文作琢,从爪,此即■之省。”罗振玉从孙说,亦云:“《说文解字》系■也。从系声。籀文作■,卜辞作手持丝形,与许书籀文合。”王国维先从孙说,后又谓《说文》■之古文。丁山从王说,他在释商代《小     

《罪惟录》正误一则

《罪惟录》列传四载: 潞王翊穆,穆宗第三子,与神宗同母。隆庆元年册封,国卫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2页) 1.“翊穆”误,应为“翊镠”。(1) 《明史》、《明实录》、《墓志》等为翊镠。(2) 明太祖朱元璋定制,其子各系每代第二字有定,第三字则用木、火、土、金、水偏旁字。潞王这一代第二字应为翊,第三字应为金字偏旁字。2.“穆宗第三子”误,应为“第四子”。(1) 《明史·潞王翊镠传》:“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2) 《明穆宗实录》卷17:“隆庆二年二月乙酉,皇第四子生”。(3) 《弇山堂别集》卷33:“(潞王)穆宗     

温县盟书的年分

温县武德镇出土的东周盟书,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根据盟辞“十五年十二月乙末朔”,以为在晋定公时。今由历法推算,因晋用夏正,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当鲁定公十四年二月,此月平朔己未,与盟辞之历朔相去甚远,必不可能。且盟辞不称十又五年十又二月,也不似春秋时体。《史记·韩世家·索隐》说:“《纪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韩若山立。”《晋世家·索隐》说:“《纪年》云:韩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