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写在鲁迅逝世70周年

一鲁迅先生的纪念会,70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概括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80年代初,“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此后,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范畴,挪进学术领域。近20多年,鲁迅话题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10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超越旧有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渎,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嬰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我读鲁迅——天生的战士

一张清瘦的脸,两撇一字短须,炯炯有神的目光,根根直立的黑发,这就是鲁迅先生——一副与生俱来的硬骨头,一个天生的战士。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先生总是冲锋在战斗的最前沿,他虽然没有拿枪使炮,但他手中的如椽巨笔和笔下的文字,却比枪炮和弹药更有力量。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一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鲁迅,一个“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鲁迅。鲁迅先生的一生,总是生活在战斗中,这种战斗没有枪林弹雨,却充满蜚短流长。沉重的家事,使先生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面对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先生…     

试析鲁迅的女子教育观

鲁迅处在一个奴化女子教育盛行的半是满清,半是民国的时代,鲁迅抨击当时社会存在的“贤母良妻主义”教育：包括批判“坚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教育并揭露封建教育卫道士的恶行。鲁迅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鲁迅与徐梵澄

凡读过鲁迅日记与书信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个年轻友人徐诗荃,即1999年5月在北京逝世的我国著名学者徐梵澄先生。从1928年5月开始,他们的交往就非常密切,此后八年的《鲁迅日记》里,三百多处提到“徐诗荃来”或“得诗荃信”。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梵澄是受鲁迅先生宠爱的学生”。而许广平却对“此公”颇为不满,甚至说他“磨     

蒋经国留苏前后的蜕变

从鲁迅的一段话说起 鲁迅先生1934年11月21日写有《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的名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在文章篇首却有一段评述国民党当初“联俄联共”的文字。鲁迅不认为国民党原先不过是“利用他们”,因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比     

鲁迅的智慧

鲁迅,这是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提到鲁迅,许多人就会油然想到“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许多人会想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句话。     

鲁迅与汾酒

鲁迅的酒量如何?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中说：“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是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以及“醉眼朦胧”发明说的“创造社”冯乃超所喻：“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其实,除鲁迅早年因心情过于压抑一度酗酒外,鲁迅对父亲在世时借酒使性、大发脾气的印象太深了,对酒十分提防,“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     

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

如果要问,中国近代历史上毛泽东最推崇的人是谁,人们可能都会回答:鲁迅。毛泽东曾充满感情地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毛泽东与鲁迅——两位时代的巨擘,如两座交山巨峰,终生相望却无缘相逢。幸而两“山”之间曾有一“峰”,为他俩架设过一座精神桥梁。他就是冯雪峰。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20周年,同时是毛泽东忌辰25周年,也是冯雪峰逝世的25周年。本期发表《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一文,将鲁迅与冯雪峰的交往以及毛泽东与鲁迅心灵的相通的史实告诉读者,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     

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正>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     

鲁迅买单

话说某日,鲁迅走进理发店。店伙计上下一瞥,心里嘀咕着：“这家伙,不修边幅,胡子拉碴,肯定不是有钱_的主儿。”于是,他就三下五除二“打发”了鲁迅。鲁迅非但没有生气,而且还随意掏出钱给他,把他高兴坏了。     

战前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战前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早于中国;五四时期日本文化人也较早地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鲁迅的价值;3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的认识转变;鲁迅逝世时日本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大鲁迅全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本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鲁迅传》。     

略论鲁迅作品中人物形象

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和看客形象。鲁迅借助悲剧艺术震撼人心的力量。希望能促使人们觉悟,奋起争得做人的资格。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作家,世界公认的中国新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为一位作家,他那被郭沫若同志誉为‘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似的作品,值得后人研究和探寻的东西很多．这里仅就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谈谈它的典型意义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观。     

“三味书屋”“三味”中的

鲁迅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     

也谈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

去年,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的著作,“再说几句”透露了罗稷南问“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以及毛泽东对此的回答。周海婴心中十分忐忑,“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有王元化先生的鼓励,“再说几句”才成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一石激起千重浪。谢泳先生在《文史精华》2002年第6期发表文章认为,在1957年那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身份,说出罗稷南所讲那样的话,在逻辑上不合理。事已至此,“孤证”也几乎无据了,似乎“再说几句”也该成多余的几句了。     

余秋雨与“石一歌”

“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系统严密,有里三层、外三层之分。其中“石一歌”属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外围”组织。这里讲的“外围”,系相对“内围”的位于上海市康平路的写作组本部而言。和“内围”不同的是,“外围”小组张、姚极少直接过问,联系没有像“内围”密切。但即使这样,“外围”写作组仍属张、姚监控,比如“石一歌”即《鲁迅传》小组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写作组”一号掌柜朱永嘉,假借毛泽东的“学点鲁迅”的名义成立的。１９７２年写出１０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后,曾任王洪文秘书的肖木…     

丁玲与鲁迅的文坛交往

误会８０年代中期,中国三Ｓ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安危,在整理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了１９３３年年初,斯诺采访鲁迅的手稿。斯诺问鲁迅：“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鲁迅答：“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丁玲自１９２７年发表《梦珂》后．到１９３３年已创作了近３０篇短篇小说。鲁迅看过丁玲哪些作品呢？据丁玲自己回忆：“鲁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单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几本。他也送我几本他自己的书。”鲁迅很早就知道“丁玲”这个名字,但…     

鲁迅在厦门大学（下）

鲁迅心目中的“现代派”势力 在厦大国学院中,更多的是跟鲁迅不同调的人,其中鲁迅跟顾颉刚的矛盾最深。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疑古学派”代表人物,当时应林语堂之邀担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教授,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如果说,北京教育界有“日法派”与“英美派”的阵营,从未留过学的顾颉刚应该是无所归属;如果说,北京文艺界有“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对垒,那在组织上顾颉刚跟鲁迅同属“语丝派”。然而,     

鲁迅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

鲁迅用笔做武器,打了许多有关各种思想及文化思潮的“笔墨官司”,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但鲁迅也曾聘请过律师,拟通过法律“打官司”的事,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鲁迅与儿童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回忆他的父亲鲁迅时,曾经写道：“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鲁迅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谈到打儿子时,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鲁迅在病中,看到他的好友姚蓬子的儿子,也要慈爱地摸摸他的头,这个小孩就是“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姚文元。     

论鲁迅思想的三个转变

鲁迅的思想是日臻成熟完善的。他最初主张“医学救国”,医人体魄,后认为要医人精神,而医人精神的最有效武器“当然要推文艺”。通过辛亥革命他感到“文艺救国”实在渺茫可叹,只有实际的革命战争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在革伞要依靠什么人问题上,鲁迅最初把希望寄托在“小资”身上,后又寄希望于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要前进”的知识青年,但最终认识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本文还分析了鲁迅思想曲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