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马桥——肩头弄文化

近年来,属于印纹陶文化系统的马桥四层遗存,受到考古界的普遍关注.有人称之为马桥文化或马桥类型文化,也有人将其归入后良渚文化,在此,我们暂时称之为马桥类型文化.对于这种以马桥四层遗存为代表的文化,江浙沪地区的同志曾多次撰文进行探讨,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使人深受启发.1981年后,《浙江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一文及《福建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等文章的发表,促进了马桥类型文化的研究,一些同志对该文化的特征、年代、分布范围、来源及去向都作了分析.本文试对这个文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请大家批评和指正.     

太湖文化区史前时期的墓葬

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之后,是以印纹陶为代表的马桥中层类型的文化遗存。前3种史前文化遗存,发展关系明确或比较明确,又与邻近或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无疑     

马桥文化的分区和类型

本文将环太湖地区、浙东北地区、浙闽地区作为研究马桥文化的三个特定区域,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异同、交往和源流,认为马桥文化可分为马桥类型和塔山类型,浙闽地区暂还不能作为马桥文化的一个类型。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一文,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中数量最多且有独具特色内涵的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器型和印纹的深入分析、比较,认为马桥文化中那种红褐印纹陶的胎质、器形和纹饰虽表现出与肩头弄类型相似的内涵,但仅有一部分陶罐如垂腹罐、直腹罐类器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器类如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西南闽北地区在夏商时期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该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还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将马桥文化中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其他各分区如宁镇、赣鄱地区和闽江流域等地印纹陶进行概略性比较后,认为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大同小异"特点,是南方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共性是居住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的一支即于越民族的考古学遗存。     

论马桥文化的起源

众所周知,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支夏商时期文化,然而对其起源问题,学界一直争论较大。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浙西南和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当然马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多少接受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马桥文化是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来的文化观点似已趋于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年来《南方文物》先后收到两篇有关马桥文化探源的论作,它们各自对上述较公认的观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一并予以刊载,期盼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论马桥文化的起源》一文所持观点,不仅与前述学界一般所公认的观点截然不同,与《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中的观点也判然有别。此文在分别对马桥文化和肩头弄文化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的文化特征、年代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后,特别详细介绍了近十余年来闽北地区的一些重要考古新发现材料,如光泽马岭遗址、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邵武斗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3200年至3900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觯、觚等饮器,而鼎、甗、觯、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     

江汉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族属考

江汉地区有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乃是这一系统全盛时期的前后发展阶段,关于这一认识学术界未见多大异议。然而关于江汉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究竟应属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族却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将江汉地区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推测为“三苗文化”和“先楚文化”。但也有同志不以为然,认为把“三苗文化定在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根据薄弱,矛盾层出,缺乏说服力”。     

两广夔纹陶类型遗存年代问题商榷

以近似英文字母F形纹饰为显著特征的夔纹陶类型遗存在两广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仅广东省就已发现此类遗存100多处①。近些年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的发掘证实,以夔纹陶为典型代表的银岗一期遗存从地层关系上确要早于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银岗二期遗存,这是十分可喜的收获②。但是一些研究者将夔纹陶遗存的年代断为“大体为西周至春秋,有的延至战国早期”③,保守一点的估计也认为“这类遗存或墓葬约相当于春秋时期,最晚不晚于战国早期”④。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考虑到夔纹陶类型遗存属两广青铜文化的重要阶段,弄清其年代对建立可靠的两广地区…     

江苏宜兴西溪遗址发掘纪要

骆驼墩遗址位于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其早期文化遗存以平底陶釜为主要特征,代表了太湖西部地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发掘中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崧泽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灰坑等,以及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灰坑,共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约400件,以及各类动物骨骼标本约2000件。发掘者建议将以骆驼墩早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骆驼墩文化。     

太湖地区周代文化初探

在吴文化研究中,吴文化发源于太湖地区还是宁镇地区,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根据太湖与宁镇地区印纹陶某些特征的一致,认为西周后期两地区的文化面貌已“融为一体”,并以此作为吴国由宁镇地区东进到太湖地区的论据。笔者认为全面准确认识太湖地区周代文化面貌...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2005年3～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州博物馆联合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此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即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和钱山漾二期文化遗存,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主要为陶器、石器,还有部分玉器、骨器等。钱山漾一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400～4200年,钱山漾二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100～3900年。钱山漾一、二期文化填补了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之间的缺环,从而使太湖地区古文化的发展序列更趋完整。     

马桥文化原始瓷和印纹陶研究

马桥文化是夏商时期以环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因发现于典型遗址——上海市闹行区马桥而得名。20世纪90年代,在马桥遗址进行了几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2600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印纹陶和夏商时期比较少见的原始瓷。本文以马桥文化的年代为依据,将原始瓷、印纹陶样品的考古学观察、化学组成分析和物理特性结合在一起,讨论原始瓷和印纹陶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进而探讨原始瓷的起源和产地。     

青铜时代早期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年代关系

通过对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新砦、二里头文化与同期环太湖东南沿海地区的马桥文化陶器的比较分析,可知二者间早在新砦文化时就已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两地间的交流基本上以马桥文化吸收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进因素为主。马桥文化早期大致相当于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阶段,马桥文化早期与中期之交大体处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内。从考古学的角度,印证了历代相关文献对大禹或与大禹有关传说事迹在江浙一带的记载,说明在夏代早期阶段,夏族人群已经影响到环太湖东南沿海一带,并与当地先民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文化交流。     

小珠山上层文化分期与年代研究

目 次 一 相关材料文化属性的几点说明 二 四平山积石墓出土材料的分组研究 三 其他遗址发现的小珠山上层文化遗存的分组研究 四 文化分期与年代判断 小珠山上层文化是一支分布于辽东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因1978年发掘的小珠山遗址上层遗存而得名.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于辽东南部地区的调查中采集到部分该文化的遗物[1].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又发掘了上马石、四平山、文家屯等遗址[2],出土了较丰富的遗物,由于这几批材料迟迟未能发表,影响了学术界对该文化的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在大连市(原称旅大市)调查采集到部分该文化的遗物,并注意到其与山东龙山文化的紧密联系[3].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大连郭家村和长海小珠山、上马石、蛎碴岗、南窑等遗址的发掘[4],对这类遗存才有了一定的了解,发掘者遂将以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为代表的遗存正式命名为"小珠山上层文化"[5],同时,也有学者称之为"郭家村上层遗存"[6].在发掘材料陆续发表之后,学者对该文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辽东南部地区出土的这类遗存的性质、年代等问题仍存在诸多分歧,关于其分期问题的研究也未深入展开.     

试论永兴店文化

一前言对内蒙古中南部龙山阶段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一般归入“龙山文化”,或称“龙山晚期类型”,亦有名之为“房塔沟类型”。1973年发掘准格尔旗大口遗址后,依其第5、6层所含遗存的面貌,称之为“大口一期文化”。80年代以来,由于凉城老虎山遗址的发掘,又有人将此阶段含鋬手鬲的遗存包括在“老虎山文化”中。也有人将     

试论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

夏商时期位于东南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同中原夏商文化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许多相关性,但在更深层次的思想、制度乃至政治关系上,马桥文化则还未纳入中原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内。尽管如此,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正处于太湖地区从良渚时期较为封闭的对外关系、到吴越文化时期全方位同外界进行交流的中间结点上,因此在太湖地区早期古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马桥文化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     

骆驼墩文化简析

骆驼墩文化是指分布于太湖西部以平底釜为典型陶器的一类遗存。主要遗址有江苏宜兴骆驼墩、宜兴西溪、溧阳神墩、江阴祁头山、锡山彭祖墩、高淳薛城,浙江余杭吴家埠、吴兴邱城等。通过分析目前已发表资料的各遗址,可以将骆驼墩文化统一划分为三期五段。骆驼墩文化早期年代应大体与马家浜文化早期、繁昌缪墩类遗存相当,晚期大致与马家浜文化的最晚阶段和以侯家寨上层为代表的侯家寨文化同时。     

骆驼墩文化初论

骆驼墩遗址的发掘确立了骆驼墩文化遗存的存在,骆驼墩文化遗存代表了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新类型。根据其自身的文化特征、相对的年代跨度、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周边同类遗址的空间分布,可将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骆驼墩文化遗存命名为骆驼墩文化。骆驼墩文化在其存在的时间段内,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都有密切的交流。骆驼墩文化的发现,填补了环太湖西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深入研究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及长江下游古代文明的进程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广富林文化初论

1999年开始的上海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类新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考古工作中是首次确认。当时为便于研究,我们将之暂时命名为“广富林遗存”,并发表了关于广富林遗存的初步认识譹。广富林遗存的发现为研究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线索,填补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空白,材料一经公布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之后,相邻的浙江、江苏等地的考古工作中也陆续发现了一批与广富林遗存相关的遗址。通过对广富林遗址连续几年有计划的发掘和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对于广富林遗存…     

关于屈家岭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初步分析(续)

（二）屈家岭文化在中心区以外的区、系、类型分析自《京山屈家岭》把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发现的“早期遗存”和“晚期遗存”都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后,考古发现的广泛屈家岭文化遗存,经考古界广大学者的研究分析后都较一致地认识到屈家岭遗址的遗存是最典型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并认为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地区应在今鄂中的“汉江东部地区”之后,屈家岭文化中心区以北原为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以西原为大溪文化的分布区和以东应是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也将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和研究而得到更多的共识：《发掘》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成因》的进…     

良渚末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试析

对良渚末期遗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在比较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好川墓地各种演变规律清晰的典型器物和组合为标尺,并结合年代分期较明确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相关器物,可以推定良渚末期遗存相当于好川三期后段到四期前段,与大汶口文化第10～11段偏早年代接近;而钱山漾文化早期的部分遗存年代可追溯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最末期(第11段偏晚)。良渚末期遗存阶段极有可能是良渚文化复杂社会机制解体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之交阶段,环太湖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延续本地传统为主,此时大汶口文化前锋已抵达宁镇地区,并初步影响到了环太湖地区。之后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因素南下对环太湖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进而催生了以钱山漾遗址为代表的典型钱山漾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