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痴”刘伯伦的新贡献——读《〈千字典对〉注释赏析》

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队伍的千军万马里,原山西省阳城县志办公室主任刘伯伦,可称得上是“富于学而肯勤其力”(阮元：《广东通志序》)的人才,人称“志痴”。在方志界,他也是一个颇有贡献和成就的方志编纂工作者。自1981年从事方志编纂工作以来,他主编了《阳城县志》,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于平天写评论的技巧

于平天,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方志学者、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工作处原处长、《河南史志》刊物原主编,从事地方志工作20余年来,在繁忙工作中著述出版《方志杂论集》、《志鉴探说》、《志苑躬耕与断想》,共收入文章百余篇,近百万字。他是一位勇于创新,会发现问题,会解决问题,会提高志书质量的方志专家。他有一手熟练的与众不同的写评论的技巧。     

《杨鸿儒方志文存》出版

原《四川地方志》主编杨鸿懦先生的方志论文集《杨鸿儒方志文存》,1994年由四）fi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入了杨鸿儒先生自80年代步入志坛以来所写的30篇文章。大部分文章是对《丰城县志》、《内江市志》等新编市县志的评论.文章所论及的问题,如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方志的性质功能等,都是本届修志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或是在志书编纂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九十年代修志形势和方志刊物进行展望的文章,很有特色,这是一本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学术价值的好书.《杨鸿儒方志文存》出版@炎冰     

记述“文化大革命”的三个认识阶段

郭鹏在《方志研究》1989年3期撰文指出,自八十年代开展新编地方志工作以来,在要不要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84年6月以前。几部出书较早的县志,如《万年县志》、《台安县志》、《呼玛县志》等,都不同程度地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总的倾向是写的比较细,尽管有不尽妥当的地方,     

康熙《乌程县志》初探

康熙《乌程县志》是一部稀见方志,是现存四部乌程县志中唯一的一部纲目体志书,与前志崇祯《乌程县志》比较,两志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全袭崇祯刘《志》,略为增改”。康熙《乌程县志》最具特色和最有价值的内容并非当代学者反复引录的“物产”,而是“赋役”和“习尚”,上述篇目保存了他志没有且独家保存的资料,对研究清初地方和全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写在续志启动之时

目前,我国方志事业,已出现了双轨运行的可喜局面,既是县级修志进入金秋收获季节,又是续志帷幕已经拉开之时。这就需要我们修志指导部门一手抓修志,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修志进度,尽早完成本届县级修志任务;一手抓续修县级志书,开拓续志的新局面,总结新经验,指导续志健康地发展。就当前看,全国启动续志行为,一是自发的,一是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自发的先于发动的。例如:黑龙江《呼玛县志》出版于1980年,《续呼玛县志》出版于1990年;江西《瑞昌县志》出版于1990年,《瑞昌县续志》出版于1993年。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续修方志,如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已向全省布置续修方志工作任务,见《巴蜀史志》1995年第1期发表的眉山县志办王致修撰写的《续志初探》一文。今年年初,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召开的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上号召,已经完成本届修志任务的,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化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约请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提到、分析的8个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     

书一县之地情 呈一方之特色──读《泽普县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编志书,笔者已读过三部,《泽普县志》是其中之一。每读一部新志,便对那里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等有新的认识,从而对那个地方──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一角的热爱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时,对于新方志如何编纂等方志学的有关问题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思索。方志是记载特定行政区域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资料性著述。从总体上说,一部志书成书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阶段,即认识地情和表述地情。当然,《泽普县志｝）亦是如此。《泽普县志》书全县之地情,呈一方之特色,是很值得一读的。泽普县,1921年从叶城县桥出建置…     

傅振伦先生致哈密县志编委的一封信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先生,是我国方志专家,他十分关心全国的方志事业。1983年8月,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刚刚成立,傅老立即亲自撰写《新疆编纂新志初议》(刊于《新疆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一期),对新疆开展修志工作寄于殷切的期望,提出十分宝贵的建议。去年八月,他又应《哈密县志》编委会的请求,对《哈密县志》(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审阅,并对该志初稿详加评议。现将傅老致哈密县志编委办公室的来信发表(审阅意见从略)。对傅老关怀新疆修志工作的盛情表示谢意。     

志苑奇葩——评《阳城县志》

1994年由海潮出版社出版的《阳城县志》(以下简称《阳志》),是一部在社会主义方志园地里绽放奇葩的县志,是在继承旧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多所创新的县志,读后给我的启发良多。但要评价这样一部百万言的大著,殊为不易,首先要看其是否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地记述和反映了县情。而这就要对阳城县情进行调查研究,并了如指掌。我对阳城的县情既缺乏了解,也没有研究,所以,仅能从方志编纂学的角度说上几点看法。 一、立一家之官 吏圣司马迁述其写史理想为“立一家之言”。他以毕生心血创作的《史记》确实表达了他对治道兴衰、人生荣辱的观点。编修地     

澳门第一部百科全书——读《澳门百科全书》

中国有修志的传统。数以万计的地方志,成了后人研究该地方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化、民俗等等不可缺的宝贵史料。毛泽东主席一到某地视察,常常在行前或到后阅读该地县志,以熟悉该地的情况。新时期到来后,地方修志蔚为风气。我们江苏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就我所见,1983年出版的《如东县志》便是县志中编写得比较出色的一部地方志。     

淮安市地方志工作规划

为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精神,现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淮安市地方志工作规划(2005～2010)。一、主要工作任务(一)续(编)修地方志1、续修《淮安市志》(原《淮阴市志》);2、续修县(区)志,主要有:《涟水县志》、《洪泽县志》、《盱眙县志》、《金湖县志》、《淮阴区志》(原《淮阴县志》)、《楚州区志》(原《淮安市志》);3、编修《清浦区志》;4、编写《清河区资料长编》。(二)编纂地方年鉴继续编好《淮安年鉴》、《淮阴年鉴》、《楚州年鉴》、《涟水年鉴》、《盱眙年鉴》、《金湖年鉴》。《洪泽年鉴》抓紧筹备,争取从2006年起逐年编纂出版。(三)整理出版地方文献2005年标点出版《淮阴风土记》、《王家营志》、《河下志》、《漕船志》,往后逐年点校出版淮安旧文献资料1～2部。(四)有条件的单位续修或编修乡镇志、村志、山水志、部门志、行业志、厂矿志等。(五)开展方志理论研究结合续修志书和编纂年鉴的工作实践,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市方志年鉴研究会成立之后,要逐年列出研究课题,动员和组织方志年鉴工作者围绕课题,深入探讨,以推动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六)开发利用志鉴资源做好志鉴出版后的发行、宣传和利用工作,扩大志鉴的社会影响。...     

编录《汾州府志.平遥编》体会简

我喜爱方志,但并非专长,充其量算一方志爱好者。从1966年参加工作至退休40余年间,除有10年时间供职于党务部门外,其余30余年一直从事报纸和广播电视新闻采编工作。1997年夏,因工作需要,我受县委县政府之命,从县广电中心副主任兼总编一职被借调到县地方志办公室担任新编《平遥县志》总纂,从此,开始与方志工作结缘。之前,虽爱好史志,但很少涉猎。从事方志工作5年,通过总纂《平遥县志》和主编《平遥古城志》,逐步爱上了方志这门学问,尤其对当地的古方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编录《汾州府志·平遥编》体会

正我喜爱方志,但并非专长,充其量算一方志爱好者。从1966年参加工作至退休40余年间,除有10年时间供职于党务部门外,其余30余年一直从事报纸和广播电视新闻采编工作。1997年夏,因工作需要,我受县委县政府之命,从县广电中心副主任兼总编一职被借调到县地方志办公室担任新编《平遥县志》总纂,从此,开始与方志工作结缘。之前,虽爱好史志,但很少涉猎。从事方志工作5年,通过总纂《平遥县志》和主编《平遥古城志》,逐步爱上了方志这门学问,尤其对当地     

关注修志实践 指导方志编纂——评张伯龄著《走出修志误区》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便经常在各地地方志刊物上读到张伯龄先生的方志理论文章。随后,他的《方志审稿》、《方志纪事技巧》、《志稿修改与总纂》等方志理论专著,又先后面世,引起了方志界人士的关注。1991年7月他总纂的新编《崇庆县志》出版,一时好评如潮,他本人也随之声誉鹊起。张伯龄先生是当今中国方志界老专家之一。近来,又读到了他的新著《走出修志误区》,既兴味高涨,又获益良多。     

试论清代河西走廊地方志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博弈

清代甘肃河西走廊方志修纂可分为顺治、康熙时的因循期,雍正至道光时的繁荣期,以及光绪、宣统时的蜕变期。清代河西方志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繁荣期相继修成的《重修肃州新志》《五凉全志》与《甘州府志》等府州志,《敦煌县志》《玉门县志》等县志,都非常突出地体现了雍、乾时期平定准部、控制新疆的国家战略和文化取向,并在编纂动机、体例和内容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二是清代河西方志修纂中普遍重视水利灌溉及上下游地区争夺水资源的博弈,保留了相对丰富的水利文献,并且往往成为官府、地方等裁决"水案"的重要依据,因而志书编纂者的地方立场与客观公正之间的矛盾,往往影响志书的可信程度及其在地方博弈中的作用。这些作为全局性与地方性的双重原则,都需要引起当今地方志编纂的高度重视。     

深情系方志 翰墨载口碑——广东方志工作者赠字幅感谢谢强华副省长关心支持

2007年11月27日,在全省地方志办（省志编辑室）主任会议上,省地方史志办陈强主任代表全省方志工作者将“情系方志”和书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两幅字赠送给了谢强华副省长,感谢他多年来对地方志工作的关心、支持。     

陈桥驿与《慈溪县志》

陈桥驿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家,在新方志编纂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领域有突出贡献。20世纪80—90年代,陈桥驿担任《慈溪县志》修志顾问,多次提出修志建议。陈桥驿与慈溪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情感,或为其加入《慈溪县志》编修队伍的深层原因。《慈溪县志》对陈桥驿修志建议的吸收和采纳,主要体现在地方特色突出,索引和索引卡的配备,资料来源明确三个方面。陈桥驿有关《慈溪县志》编修的建议,对今后我国各地的方志编纂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从《家史》到《阜平县志》

1999年阜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志出版社出版的《阜平县志》是距今最近的一部县志。笔者从一个阜平人的角度,谈一谈志里志外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