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及其特色

郭沫若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革命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建树卓著,被誉为"我国现当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郭沫若集·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页).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上,第4页),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即所谓"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开始说")等学说,并将曹操、武则天与王安石等历来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封建史观下解放出来.郭沫若对王安石研究着墨不多,主要有三篇,即<王安石>、<王安石的〈明妃曲〉>与<读〈随园杂记·评王安石〉>.(分别见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53页;<沫若文集>卷一三<天地玄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以下同,第408～412页;<郭沫若集>,第581页)前者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而论,后两者是针对王安石诗文而言.郭沫若是一位文史兼通的大家,对王安石政治与学术的评论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可惜,学术界研究对此注意不够.研究郭沫若史学者,如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巴蜀文化研究基金会编撰的<郭沫若史学研究>(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叶桂生与谢保成所著的<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等,在讨论郭沫若"人民本位论"时,附带提到郭沫若对王安石的态度,极为简略.而研究王安石变法者,如李华瑞所著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0页),也只是提及郭沫若评价王安石的基本立场.至于郭沫若研究王安石有哪些内容,有何特色,学术界并未涉猎.有鉴于此,略陈浅见,以引起大家对此关注.     

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财政体系的变化

提举常平司是宋代一项独有的制度,始设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常平司的设立打破了北宋初年以来三司转运司主管财政的格局,从此宋代财政体制进入了分司理财时期.由于王安石新法影响,常平司经历了多次兴废.本文试图通过对常平司建置沿革的考订,对王安石变法以后宋代财政体制的变化进行说明.     

政治潜规则与政治家人品

正要说苏东坡,必须说到王安石,才能理解得深刻;要说王安石,也应该说到苏东坡,才能理解得完整。苏东坡一生最灿烂的文学浪花,都激起于北宋政治的礁石,而当时北宋政治的礁石,正是由宰相王安石开启的变法运动;苏东坡是王安石的政敌,他不断发表言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处理与苏东坡的关系,既包含了中国人治社会通行的政治潜规则,也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令人尊敬的人品。     

试论王安石两次罢相

王安石执掌国政,变法图新,成为十一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和宋神宗的重用、支持分不开的。同样,王安石两次罢相,宋神宗也难脱干系。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关系是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方能找到王安石两次罢相的真正原因。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近三百年来西方学者眼中的王安石

西方学者对中国北宋历史人物王安石的介绍和讨论已近三百年,在对王安石的认识上不断深入且充满变化,积累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王安石研究已成为西方汉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看法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起王安石被广泛称作"社会主义者",20世纪中叶这一说法又被基本否定,1970年代以后在新的思潮影响下王安石的改革又被称为"国家激进主义"。     

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史学界一般认为,以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经学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主张积极改革时政,从事功的角度而言,他们与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陈亮、叶适等人,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不能随便改别人的诗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苏东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出去了。在王安石的书桌上,苏东坡看到了一首咏菊诗的草稿,才写了开头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看到这两句诗后,心想王安石真有点老糊涂了,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与秋霜     

王安石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正在王安石后来的仕途中,韩琦大部分时间都是宰相,但他从来没有给王安石穿过政治小鞋。从中可以看到韩琦正直宽容的个人品格,更可以看到帝国官场也还存在正直宽容的风气。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失败,是个悲剧;然而,从一位政治改革家的成长轨迹来看,王安石作为一个普通青年,知识分子,仅凭自     

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十分广泛,本人在这里不拟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是想就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谈几点看法。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评王安石变法以来,传统的观点多是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展的角度探讨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兴起,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学说已退出历史评价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把王安石变法作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仍然是现今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     

评王安石的史论

王安石是我国古代集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人物。他不是史学家,但在他的著作中包含有大量的史论内容:或以史立论,或借论史为自己的政论张本,这些无疑是他全部思想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开展对王安石史论的研究,探求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去说明王安石的思想,而且对王安石及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是有意义的。一王安石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而不是精神,并对世界万物的产生过程进行了具体说明,关于这些,早已有人详述。值得提出的是,王安石在肯定世界物质性的同时,认为物质的运动、变化是其固有的特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     

王安石佚书《礼记发明》辑考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一生著述甚丰。然而,由于北宋末年的党派之争,以及后世的毁誉之论,王安石的著作散佚颇多。今按辑佚书一般原则,依据南宋卫湜的《礼记集说》、元吴澄的《礼记纂言》等著述,从中采辑王安石《礼记》训释65条,合为一编,以见王安石《礼记发明》之梗概。     

王安石的“中国梦”

正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失败,是个悲剧;然而,从一位政治改革家的成长轨迹来看,王安石作为一个普通青年,仅凭自己的志向和才干,怀揣"慨然有矫世变俗"的"中国梦",居然就能官至宰相、宏图大展,又应该是一部正剧。通过"王安石个案"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社会的流动性和宽容性,简直有点像个童话。王安石生于1021年,属于宋真     

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质疑

宋朝于熙宁八年十二月颁布的《讨交趾敕榜》,向来被认定为时任首相的王安石亲笔“自作”。但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最早与唯一的史源,只是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所作之《涑水记闻》,又显然与宋代内制皆由翰林学士等词臣草拟的制度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榜文以彗星天变来咒诅交趾的核心内容,不仅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素来主张、“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一以贯之的思想势若冰炭;特别是与其在当年十月末答宋神宗手诏札子当中,王安石具体所论的该次彗星等天变“不足信”完全牴牾。其实是司马光等旧党以讹传讹甚至有意编造出来的“谤言谤语”,目的在于丑化王安石,并非真为事实。《讨交趾敕榜》应是宋神宗本人授意词臣所作,当从王安石文集当中予以删除。     

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质疑北大核心CSSCI

宋朝于熙宁八年十二月颁布的《讨交趾敕榜》,向来被认定为时任首相的王安石亲笔"自作"。但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最早与唯一的史源,只是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所作之《涑水记闻》,又显然与宋代内制皆由翰林学士等词臣草拟的制度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榜文以彗星天变来咒诅交趾的核心内容,不仅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素来主张、"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一以贯之的思想势若冰炭;特别是与其在当年十月末答宋神宗手诏札子当中,王安石具体所论的该次彗星等天变"不足信"完全牴牾。其实是司马光等旧党以讹传讹甚至有意编造出来的"谤言谤语",目的在于丑化王安石,并非真为事实。《讨交趾敕榜》应是宋神宗本人授意词臣所作,当从王安石文集当中予以删除。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场骗局

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演绎及原因

本文撇开王安石其人、其事,只就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诠释及其原因进行一些粗浅地分析,旨在进一步探讨如何客观的去评判历史。     

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

四川荣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通石碑,碑阳为宋代“绍熙府儒学碑”,碑阴为明代碑刻“和义记”.“绍熙府儒学碑”载南宋理宗下诏追封朱熹等五人爵位,并从祀于文庙,同时黜免王安石在文庙中之地位,以及此诏在潼川府路的执行情况.绍熙府儒学碑反映了王安石及新学的彻底衰落,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以及绍熙府遭受蒙古军队侵扰的历史,同时勘正弥补了史籍、辞书的不足之处.     

王安石“泄湖为田”无过辨

宋熙宁八年(1075年),时任江宁府尹的王安石奏请宋神宗批准,泄去玄武湖水,得田二百余顷,分给“贫田饥人”耕种.直到元大德五年(1301年),元至正三年(1343年)两次开浚后湖河道.玄武湖才基本恢复.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历来受到许多人的非议.本文作者一反旧说,认为此举原因有二,第一是王安石变法主张的延续,文章以王安石上宋神宗疏为据:“臣窃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会余水,决沥微波,使贫田饥人尽得赢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上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勿令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湖田疏》)     

王安石接待群众“上访”

正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王安石作为宰相,登上帝国权力顶峰,变法派"高层领导班子"也建设到位:韩绛升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升任太子中允,章惇升任翰林学士,曾布升任集贤校理,蔡确经王安石推荐,也升为三班主簿。变法早已有序展开,王安石与宋神宗经过两年琢磨的"免役法",也开始在开封府郊区进行试点。然而,就是熙宁四年的一天,王安石正在家中办公,忽听门外传来喧哗之声,他刚要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