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陂塘兴废考——兼及焦陂镇

焦陂在历史文献中有焦陵陂、燋丘、椒陂等多种称谓。其最早可能兴建于三国正始年间,中经唐柳宝积和宋欧阳修、苏轼的几度修治,灌溉和交通功能在北宋时达到最佳,从而带动了位于陂塘之侧焦陂镇的繁荣。此后,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焦陂塘在清初时基本废弃,焦陂古镇也因此衰落。     

元稹母系家族考——兼及崔莺莺之父

一、元稹母系家族 元稹对母亲郑氏家族的门第颇为自豪,为其姊撰<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称:"我外祖睦州刺史荥阳郑公讳济,官族甲天下."[1]其外家世系详见白居易为元稹母所撰<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夫人曾祖讳远思,官至郑州刺史,赠太常卿.王父讳嚆,朝散大夫,易州司马.父讳济,睦州刺史.     

共工非鲧考——兼及与禹之关系

杨宽先生的"鲧即共工"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颇为流行,顾颉刚、童书业、丁山等先生亦纷纷支持此说.本文对杨宽先生指出的鲧和共工传说的相同点进行了辨析,认为此说不成立,鲧和共工应当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系.     

敦煌写本变文、讲经文作品创作时闻汇考——兼及转变与俗讲问题

敦煌所出变文、讲经文写本作品,讫今集录较为最全者,当推王重民、向达等先生编纂之《敦煌变文集》。斯集共收作品八十七种,其中多数是变文、讲经文。对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多家前贤已有些零散的或附及的考证,然因其乃零散或附及之考,故多不为人重视;已考得之时间,即或被个别征引,亦很少见有用之于变文、讲经文之有关诸多问题的统一考察者;至若对所有这些作品之创作时间今能考见或大略考见者作出专门性系统汇考的文字,讫今更为少见,而实际上这正是现在我们还缺少的一项工作,     

唐人元德秀仕履考——兼及《资治通鉴》系年和萧颖士生平问题

唐代文学家、著名循吏元德秀一生三次出仕,以任鲁山令为世人所知,但任职时间不明;《资治通鉴》将其系于开元二十三年,是误解并修改史籍记载后的结果,这导致今人对元德秀的生平、仕历的认识有悖历史事实,也影响到对萧颖士生平与作品系年的研究。今考元德秀在开元二十一(733)年中进士第后,丁母艰;二十三年服除,补南和尉;最早在开元二十七年转左龙武军录事参军。天宝初已在鲁山令任上,秩满后归隐陆浑,终馁死空谷,其居官首尾约为十年。     

哈佛藏明刊本《吏部职掌》考——兼及上图藏本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刊《吏部职掌》十册。通过与上海图书馆同名藏本及相关文献的比较,确定二者为同一版片所印,实为天启初刊行的《吏部志》之抽印本,出自部志卷三十一至四十的"职掌"门。该门是宋启明在张瀚万历二年主持纂修的《吏部职掌》上增加"增考"而成,故哈佛本、上图本记为"张瀚纂、宋启明增补"为宜,大致印行于崇祯年间。哈佛本《稽勋(司)册》已非原貌,是从张瀚本同名册配补而来。     

四川师范大学藏《丁丙年谱》稿本考——兼及杭州图书馆藏稿本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三册《丁丙年谱》稿本,前二册为一套,经过董念棻、李鹏飞等人的勾画批改,字句得到修改、删节,条目亦有次序调整或删并。被勾画删除的文字,在刊本中已经不见踪迹,而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丁氏家族以及杭州公共事务的经济运行情况,补充现有资料对丁丙行迹记录的不足,亦可为校勘《年谱》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第三册则与现藏杭州图书馆的稿本为一套,系遵照前二册的校改意见重新抄写而成,并经过程宗裕等人的批改,字句有所修饰,条目有小幅调整,与刊本更为接近。杭图本入藏后又经过戴维璞修补校订。据两套稿本的批注可知《年谱》编纂中还出现了原稿本和删定本。     

敦煌写本变文、讲经文作品创作时间汇考——兼及转变与俗讲问题(续完)

讲经文为俗讲之本,已成六十年来海内外敦煌俗文学研究方家之定论。然由于以前资料所限,以及有些学者的先入之见,往往把俗讲与转变混在一起,因而把讲经文与变文混在一起,或言讲经文、变文都乃俗讲之本,且变文起于俗讲讲经文之后,为讲经文之庶出,因此,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讲经文之创作时代及俗讲流行的情况。敦煌所出卷子,国内外方家已成定论为讲经文中之时代可考者,有以下多篇。     

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民初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实践,影响了韩国儒者李炳宪,波及韩国。康有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义,在先觉觉后觉的一致性上沟通中西,又凭借"三世"说,重建了儒教伦理法则和社会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师。他承袭康有为及《孔教会杂志》之论议,发挥出儒教复原诸学说。促生制度化的传播与实践方式本是康有为革新儒教的正题,共和肇建后,他加强了孔教论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挟说亡教就会亡国。李炳宪冀望以保存国魂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却又必须倾力论证孔教乃韩国魂。建立孔教之论跨越中韩,渐次展开。此次跨国儒教改革实践的特征是民立文庙、尊圣与尊祖并行。李炳宪用"教会式儒教"来为之命名,并以此对决"乡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义中国民初孔教运动时并不十分准确,却呈现了李炳宪自身遭逢的困境。双方取向的差异,反映了历来有别的儒学径路,折射出彼时两国激烈震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共鸣与合作,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一些可能性。     

羊渠、南浦县建置沿革考——兼及魏晋“峡中”武陵郡

重新分析古代、现代文献的记述,并对照地理环境进行考辨,可以确定: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刘备置羊渠县,蜀建兴八年(230年)改为南浦县;晋初由吴复置羊渠县,平吴后又省羊渠县;东晋南浦县一度变为南浦侨县.梁朝时,因少数民族脱离统治,南浦县废.一些学者以封爵补政区,以证明梁时有南浦县,在方法和结果上都是不可靠的.羊渠县、南浦侨县治今万州区长滩镇.自蜀汉至梁朝,今重庆万州区长江两岸不曾属于南浦县,南浦县治不可能在万州区长江两岸某处,而只能在今湖北利川市南坪.魏晋“峡中”武陵郡,以南浦县为郡治,曾领有南浦、羊渠、黔阳、黾阳、迁陵、酉阳六县.     

谭献代周星诒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考——兼及周、谭二人的交游与交恶

谭献代周星诒购藏陈氏带经堂书籍一事,是关系到带经堂、书钞阁两家书籍递藏的重要问题,也是导致周、谭二人由交好走向交恶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史料不足征,对于个中问题,长期以来均未能给出很好的答复。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南京图书馆所藏稿本《复堂日记》中的相关信息,并参以周星诒等人的批语、题跋,大致可得出三点结论。一是谭献与带经堂陈氏后人陈树杓相识始于同治三年八月,此后直至光绪八年二月,二人均有相当的书籍、书信往来;二是自同治三年十月至十二月,谭献为周星诒共购得带经堂藏书117种,其中就包括明钞本《北堂书钞》;三是周星诒所言谭献居间购书时从中渔利、干没善本,如旧钞本《隶释》、陈奂校本《淮南子》等,当非事实。     

对完颜亮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兼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一关于金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争论较大。《金史·海陵纪》以及冯梦龙《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等史书小说的广泛流传,完颜亮给人们留下的形象是个淫乱的暴君。而在金元时就有人指出金实录中关于完颜亮的记载“多所附会”、“百可—信耶”,并称完颜亮“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但基本倾向是贬大于褒。近年来,完颜亮这个金代历史上争议颇大、是非功过兼而有之的复杂人物,使许多研究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重视,竞相著文立说,力图通过对完颜亮的是非功过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进而更准确地把握和认识整个金代历史     

唐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考——兼及唐朝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

与渤海国同时代,在唐内地还有一个渤海县,而且还存在以渤海为郡望的豪门大姓渤海高氏,并在大柞荣之前,就有许多渤海高氏已经受封渤海郡王等爵号。因此渤海史研究者常常将两者混淆。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与其关系密切的高句丽之间的关联。唐朝真正关心的,不在于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而在于大祚荣的政权会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其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国号的确定,实际上反映了唐朝对渤海的基本态度。在中原典籍中,唐对内地渤海人,与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国之后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统,旨在区别华夷。     

敦煌文献所见"凌迟"、"陵迟"考——兼及"凌迟"酷刑的起源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凌迟"、"陵迟"一词为讨论对象,考察分析它们在不同文本中使用的情况、含义,并进而探讨了作为一种酷刑的凌迟的定名与起源问题,认为作为"剐刑"、"脔割"的代称的"凌迟",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出现.而非通常所说的五代或辽.     

清代皖北地区洪涝灾害初步研究——兼及历史洪涝灾害等级划分的问题

本文根据档案关于1736-1911年洪涝灾害史料的记载,以州县为空间单元,对清代淮河中游皖北地区的洪涝灾害进行初步的研究。首先,从灾害学研究的角度,针对淮河流域洪涝灾害发生的特征,根据研究的需要,突破以往学术界关于水旱灾害气象学的等级划分模式,建立了一个洪涝灾害的灾害学等级划分体系,并对皖北地区洪涝灾害进行了逐年等级划分。以此为基础的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此间皖北洪涝灾害频繁,其发生具有普遍、连年和集中的特征;灾害的年际、年内持续时间起伏较大;除广泛性外,灾害空间分布还有明显的区际间不平衡性;其洪涝灾害的类型以涝、偏涝为主,大涝次之,特大涝约30余年一遇。上述洪涝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形,说明皖北地区属于典型的"积歉之区"。连年范围广大的洪涝灾害,对皖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戾家考——谈绘画史上的一个问题

今人对于技艺的事,凡有师承的、专门职业的、技艺习熟精通的,都称之为"内行",或说"行家"。反之叫作"外行",或说"力把"(把,或作班、笨、办),古时则称之为"戾家"(戾,或作隶、利、力)。     

《世说新语新校》商榷——兼及校勘古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天华先生新著《世说新语新校》胜义甚多,然由于本书以采用理校法居多,而理校法“最高明,同时也最危险”,故书中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就该书中的数条校文提出商榷,同时,为使古籍校勘言而有据,本文还提出：校勘原文所引古书时,应以外校法为主;原文文从字顺者,不必另行标新立异;“音近义通”可作为校勘时的依据,然不可滥用。     

论明后期辽东安乐、自在州的变化——兼及辽东行政问题

明代辽东安乐、自在州是专管内迁女真达官的特殊建置,明中期以后随着对女真政策的调整,自在州南迁辽阳,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尤其弘治以后,随着辽东都司事权逐渐转手文官,巡抚、分巡、分守等临时派出官员权重事繁,然而却无类似地方机构的完善机制,管达官的安乐、自在州知州遂成了抚、道离不开的"差官",管马市,代管民人、粮储及委派审理军民刑讼等。两州抚缉女真的性质并无改变,知州兼管也无敕命。这种不正常现象反映的是辽东军政体制下文官有权却无相应运行机制的矛盾。     

旺川攻城壁画是太平軍胜利攻克旌德县城考——对罗尔纲先生《績溪曹氏支祠太平天国壁画考証》的商榷

前言横溪旺川太平天国攻城壁画是一幅革命武裝战胜反革命武装的战役写真,是太平軍战士以兵画兵的为当时革命斗爭服务的人民艺术。它全面的描绘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山城攻守战,更集中地表現了太平軍在东门附近云梯登城胜利开始的情况,虽然交手战注在紧張地进行着,但是城头上一个反动头子的脑袋已經被太平軍登城战士砍落城下,另一个反动官員已經右手持旂,长跪求降了,强烈地使人們感觉一个全面胜利的漂亮仗很快就要成功了。北門开着,“百姓”(壁画上注明百姓二     

“土人”考——兼论土族族源问题

"土人"即"土著",史志所载"土人"多为中原汉人对少数民族、域外之人、土官(土司)及其属民的称呼。在较大区域内,"土人"是泛称,但在小区域内"土人"可专指特定少数民族。《秦边纪略》、乾隆《西宁府新志》等所载河湟"土人"与当地其他民族并称,但并非单一民族专称,其主要含义为土司及其属民。宋代灵州一带的"土人"确系吐谷浑人,如若(顺治)《李氏世系宗谱》、(宣统)《李氏家谱》等所记可信,那么西夏亡国后灵州一带"土人"西迁河湟也是有可能的。目前可以确知的是,河湟"土人"主要由蒙古、汉人、西域缠头回构成,这些原有族属十分明确的族群之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在长期的民族杂居过程中,他们往往脱离或疏远原生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及宗教习俗等有趋同的倾向。河湟"土人"是今日土族的上源,地域上与河湟及甘肃永登一带的土司分布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