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

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     

明清时期理学与纵欲风气的互动

明清时期的纵欲风气,是人类自然属性的表达,表明理学教化在实践上的松动,士人们对欲望的态度已不再完全受制于理学的价值判断.在与纵欲风气的互动中,无论是笃行"天理"还是溺于"人欲",士人们都承认欲望难以消灭但必须消灭,因为其蕴含着对儒家理想世界秩序的反动因素.在政府层面法律规训几近失效的背景下,恐吓、隔离与惩戒取代儒家的道德礼乐教化,成为了家庭层面规训"人欲"的主要手段,显示出理学家对儒家学说本身的教化能力已经不再自信.     

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

元儒郝经记载,金代河东南路在北宋程颢牧晋之后一直保有理学遗脉,并促进该路在金朝取得诸路第一的科举成就。此说后人大多信从。考察金朝诸路进士中第人数发现,以泽、潞两州为代表的河东南路在视为科举主流的词赋科上表现平平,但在非主流的经义科上确实一枝独秀。然而,这一特殊科举优势的形成并非缘于程颢牧晋事件,而主要是由金朝中叶泽州儒士李晏推动"明昌经义复科"的科举体制变革造成的。金朝经义科考以大义,主试义理而非注疏,这大体构成了以经义之学比附理学的一种内在思想因由,同时也显现了元代科举理学化的北方学术渊源。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崇儒重道”之策下金朝婚姻习惯法的演进与调适

金朝婚姻习惯法萌芽于生女真中完颜部落的氏族习惯,通过对金朝婚姻习惯法发展轨迹的考察,在金朝婚姻习惯法与制定法的互动中,一方面习惯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渊源,在金朝法律制度发展中并不是完全游离于制定法之外,金朝有遵循"旧俗"的传统,部分习惯法得到了承继和默许并进入到制定法中;另一方面伴随"崇儒重道"之策的逐步建立,金朝统治者裁夺改变了与儒家法律思想不吻合的部分婚姻习惯法,既体现了"法自君出"的时代烙印,也体现了金朝政权对于儒家思想的法律运用和认同。     

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

中国经学由汉学向宋学的划时代转型,以四书学的兴起为标志,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汉唐以来的四书升格运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自汉唐以来经历了由子升传、由传升经的升格历程,到宋代都上升为儒家经典。经学领域中四书学兴起,直接促成汉学向宋学的转型。随着四书的升格运动,新的四书学经典诠释体系滥觞于隋唐王通、韩愈,到宋初四书学兴起。王安石把四书学上升为官学,二程建立理学的四书学体系,到朱熹完成集大成的"理一分殊"的四书学体系,四书学成为儒家十三经经学体系的重心。     

宋代经学著作雕版印刷述论

经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学说。时至宋世,作为儒家经典合称的“十三经”完全确立。并与进入黄金时代的雕版印刷事业紧紧相连。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三大社会因素。共同给予当时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则作为雕版印刷版本鼎足而立的三大系统,在经学著作的长期刊印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且大大推进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整个宋代文化史上,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对于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福建理学先驱章望之

<正>中国理学发端于北宋北方的"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福建理学的发端与"宋初三先生"差不多同时,其代表人物为"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浦城章望之也在这期间进行儒家经典的研究,解释儒家经典,不重训诂,而重义理。用儒家经典创立自己的理论,成为福建理学先驱者。淡心利禄逸致天涯章望之,宋仁宗时人。字表民,福建浦城     

目录著作中“乐”类沿革与音乐的社会功用之变迁

<正>音乐在古代社会中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其言志、娱情、教化社会功用受到了传统儒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乐经》也成为六经之一。后世《乐经》虽亡,但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主导的古代社会文化体系中,音乐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音乐类书籍在目录著作中常常具有超越一般文艺作品的特殊地位。通过考察目录著作中音乐类的分类沿革,我们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学思想影响下音乐著作社会学术地位的变迁。     

二苏"五经论"归属考

"五经论"--《礼论》、《易论》、《书论》、《诗论》、《春秋论》,分别见于苏辙《栾城应诏集》卷四"进论五首"和今本《苏轼文集》(以明项煜序刻《东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本为底本)卷二"论",篇次虽异,篇目则同,文字略有异同.这五首经论当为应制科时所上之进卷,是研究二苏学术思想,尤其是经学思想的重要资料.目前的情况是一文两用,研究苏轼者用之,研究苏辙者亦用之.这实际上是不严谨的,也是不科学的;但在归属不明确的情况下又是无可奈何的.那么,"五经论"究竟是苏氏兄弟何人所作呢?本文试作考辨,就正于海内方家.     

《乐记》与《乐论》之比较探析

<正>"乐"古人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崔齐国听到《韶》乐,沉湎其中,以至于三个月吃肉都食不知味,说道:没想到音乐竟然可以美妙到这种程度。故儒家十分推崇音乐的教化作用,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认为"乐"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文学、艺术创造的巨大影响上,而且体现在它可以改变风俗习惯、有助于国家的治理上。原始儒家的"乐"的著作,现存主要有《乐论》与《乐记》。本文旨在就两著作初步的比较分析。     

金朝铜钱货币流通贮藏形态管窥——以出土金朝钱币实物为中心

<正>近年来,在东三省、内蒙古东南部等北方地区大量出土金朝窖藏钱币,其中有些保持状态较好,甚至穿系的麻绳还未完全朽断,真实地保留了当时铜钱贮藏时的信息。这些窖藏钱币为确切认识金朝铜钱货币的流通和存世状况,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揭示金朝铜钱货币的几个关键问题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例证。一出土金朝钱币窖藏中的"钱串"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金朝儒家民族观探微--金以前儒家民族观发展的历史轨迹

学界长期以来将儒家民族观仅认定为保守的、排他的,其实并不全面.大量资料证明,其还有另一方面,即开放性、整合性.否认任何一方面都不客观.儒家民族观的双重性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儒家文化面对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并非无能为力,其民族观遵循既定轨迹继续发展它的开放性、整合性.本文围绕5个方面系统探讨之,并从中揭示金朝儒家民族观多层面的内容.金朝在对其保守性、排他性进行一定的制约的同时,使儒家文化进一步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儒家民族观的开放性、整合性不断转化为中华诸民族的凝聚力.     

清代经学之盛的现象及其复归儒学的思想内质

本文以清代汉学考据派戴震、钱竹汀为例,结合有清一代文士所面临政治地位不公的困境、文字狱的迫害与压抑、反理学与专制政权的思想动因,以及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士人复归儒家的思想旨趣,指出,清代经学考据之盛的根底里包含着深刻的重溯传统儒家的情结。     

论马一浮思想的基本特色

关于马一浮（1883--1967）思想的定位及其特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评说不一。主流的意见认为马一浮是“理学大师”或“理学家”,其中又分近程朱、近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三种意见。自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学思潮走向国际以来,论者大都承认马一浮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思想家,但在分析其派别归属时,则又有所谓新理学（程朱学）、新心学（陆王学）、新经学（直接孔孟）、文化哲学之分。     

文史小常识:岭南学派

岭南学派,又称江门学派,中国儒家学派的一支,成形于明朝中晚期,发源于广东新会,由著名理学家"白沙先生"陈献章所创立,为明代较具影响力的理学流派之一。岭南学派强调治学要贵疑,主张面向自我和自得,学问不要为传统所锢蔽。岭南学派在理学的各派别中颇具进步意义。岭南学派主要人物有陈献章、梁储、李承箕、张廷实、林廷瓛、湛若水等。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号实斋,因曾在白沙村居住而人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岭南学派之创始人。他是岭南唯一诏准从祀孔庙的学者,有"岭南第一人"、"广东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