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特务机构——厂卫

在中国,最早的特务机构,恐个白要数明代的“厂卫”了。“厂卫”直接隶属于皇帝,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厂卫”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统称。最早建立的是锦衣卫,锦衣卫原为皇帝的亲军侍卫,后来从中分出一支“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专门奉皇帝的命令察办各种案件,并且权力范围越来越大。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明代荐举及地方实践

明初荐举盛极一时,后成为祖制,被赋予了在有明一代推行的合法性。此后,荐举弊端渐生,但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之一,仍与吏部铨选并行。明中叶,荐举权逐渐从京官群体收束于吏部,各地贤良的推荐与任用逐渐制度化。明后期,地方主动荐举的例子渐多,这是明初以来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整合地方政治、文化资源的结果。荐举从朝廷主导转为地方政府主动,说明中央政府整合地方资源,经历了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的过程。其间,皇权作为维系国家存在与政府运行,以及保持地方政府向心力的根本动力,始终是实现政治整合的主要力量。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冤案背后:嘉靖年间北京一桩杀母案的审理

嘉靖八年(1529),北京城中一位妇女被杀。东厂、锦衣卫采纳死者之子张福的说法,判定其邻居张柱为凶手。但张福之姐及邻居都证明,张福自杀其母而诬陷张柱,法司据此改罪张福。不料改判引起明世宗的极大愤怒,他强力地加以干预,最后不但张柱被诛杀,出面作证的张福之姐及邻居,甚至包括都御史熊浃在内的主张改判的官员们也都受到严厉惩罚。综合各种资料判断,这是明世宗出于对明孝宗、明武宗外家的怨恨心理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在北京社会中,外戚是影响最大的地方势力之一,但具体到个案性的外戚家族,则常随帝位更替而出现兴衰变化。明世宗对张福案的强力干预,只有放在这一背景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

唐前期的地方监察体制由御史和诸道使臣组成,属于朝廷派出性质的单一型监察体制。安史之乱以后,伴随赋役制度的改革,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监察体系出现,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体制开始向固定型、多元化、多层面变革,宋代完成了这一变革。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续和发展了宋代多元化、多层面的地方监察体制。由此而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明故孺人李氏墓志铭》考释及相关问题

《明故孺人李氏墓志铭》是明代监察御史韩春夫人李氏的墓志铭。志文详细记载了孺人李氏的出身、婚嫁、妇德、子嗣等情况,有助于对明代女性教育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同时也为研究士大夫阶层的婚姻关系、出仕、交往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锦衣卫形成过程述论北大核心CSSCI

从至正十六年(1356)称吴国公到洪武十五年(1382)锦衣卫成立,朱元璋的禁卫机构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变化过程。最初,继承于前代的仪鸾司、拱卫司、都镇抚司等机构都承担一部分禁卫职能,但实际履行保卫职责的主要是侍卫亲军都护府。由于君王自领亲军的制度直接来自元朝,为与之切割,朱元璋在1364年废置了亲军都护府,拱卫司的地位逐渐提升,最终演化为明初的亲军都尉府。由于亲军都尉府品级设计存在缺陷以及仪鸾司不便以文职统率隶属军队系统的校尉等原因,在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恢复亲军制度之后,锦衣卫很快成为皇帝的唯一禁卫机构。但过于繁复的演化过程使锦衣卫的职能非常庞杂,仍需要不断地调整,十四所与十八所之争,即是一个证明。     

铁肩担道义:当好御史不容易

正在行政监督机制上,清朝沿袭明制并稍有改革,逐渐把明朝设立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与当时划分的十五道监察御史合并,以六科给事中"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以十五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合称"科道"。给事中与御史的职责是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纠劾违法行为,整肃官场风纪。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屏迹公门——明代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士大夫齐家伦理

明朝前期经历洪武、永乐两朝的重典治吏后政治空气开始舒缓,随之而来,官员家属交通公门、以公谋私的不法之事渐有漫延膨胀之势。伴随这一局势变化,明代中期士大夫家书等文献中"屏迹公门"一词逐渐增多。依据士大夫家书文献体系中的不同语境,"屏迹公门"一词具体意涵有三:其一是士大夫禁止家人涉足公门、谋取私利;其二是士大夫自我约束不因私事而访公门、干扰公事;其三是致仕官员乡居期间远离公门、严守法度。屏迹公门逐渐成为明代朝廷官员考核、士林道德品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现在考核评语和墓表行状等文本中。屏迹公门成为明代清流士大夫管束家人和约束自身的自律行为,既体现宋明理学修身齐家思想带来的道德约束,也反映士大夫维护政治地位和官声清誉的现实考量。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明中期福建地方财政职权的扩张——以役法改革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费出于役"是地方财政的基本特征。明中期以来,福建地方行政支出及额外征收日渐增多,所需皆以"里甲役"与"均徭役"的名目向里甲摊派,造成基层里甲疲敝,丧失应有机能;与此同时,中央向地方施加的征税压力不减反增。困境之下,福建地方自发进行如"纲银法""八分法"等役法改革。役法改革后,福建地方确立了以官府为中心地位的收支体系,财政职权大为伸张,形成了行政职能总体虽趋于萎缩,但在财政职权上却呈现局部扩张趋势。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主持人语

正本期发表的明史专家刘祥学教授一文,在大量阅读、分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明代监察御史品秩、选用标准、任用资历、监察成效的前后变化等,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加深了关于明代这一重要群体的了解。文中尖锐地指出,明代由强盛走向衰亡,其监察体系的逐渐崩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对今人和后人将是极为重要的启示。区域史专家徐国利教授一文,通过大量数字统计和不同地域的相互比较,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州人地矛盾,即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大的具体原因,其一是明中后期徽州人口压力不断加大,其二是清代中前期此压力持续加剧,而当地人均地少和田硗地瘠也是致使其时人地矛盾更显尖锐不可忽视的因素。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晚明消费社会士大夫的身份认同——读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近年来,明清消费文化愈来愈成为历史学所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与此同时又受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其研究呈现丰富多元的面向,本文所要讨论的巫仁恕的《品味奢华》便是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的代表作,该书透过细致具体的实证研究,展示了晚明消费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消费文化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士大夫阶层对自我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古代监察立法丰富的经验积累,对国家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以汉代监察制度的内外部两种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从内部制度设计到外部机构运行,展现汉代监察体系既复杂又系统的特征,开创政治体系中权力执行机关和权力监督机关权限逐渐分化、分工逐渐明确的制度先河,使监察制度日益成为专制国家立法和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略论宋代转运使与监察职能的关系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宋代则是古代监察制度系统化和完善化的时期。其既加强了中央监察体系,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监察力度,设置路一级的中央派出行政机构,又赋予了路级转运使监察权力,确立了上监督下、下监督上、左右互相监察的体制,是宋代的一大特色,具有划时代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通过对宋代转运使的监察职能及其作用的初步研究,阐述宋代地方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社会监察体系发展、完善所起的作用,为我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及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