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分司制度

宋代官员分司主要有自请、责降、叙复和优待四种方式,神宗以前,自请和优待者居多,神宗以后则以责降为主。分司官有一定任期,但职事简单,并逐步虚化,直至全无,由此也导致了分司官之分司地与居住地由完全一致向完全分离转化。官员分司之初官职一般会发生变动,或升或降取决于分司方式。分司官可享有升转官资、荫补亲属为官等政治特权以及以俸禄为主的经济待遇,但分司官之间、分司官与现任官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别,并因时而变。宋代官员分司制度既承袭了前代的做法,也有自己的创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对宋代以后的作用并不明显。     

略论金哀宗完颜守绪

金哀宗执政于金朝衰败之时,面对蒙古进攻,出走归德和蔡州,因衰败的金朝无法抵挡蒙古兵锋,最终国破身亡。但哀宗热心改革,积极调整内外政策,金朝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局势有所改善;四处奔走使金朝国祚又延续了两年。     

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

北魏建立之初即确立了与汉代郎官制度相似的幢将郎卫制度 ,以内都幢将为长官的幢将郎卫制度负责以皇帝保卫为核心的禁卫事务。幢将与内三郎及羽林、虎贲等郎官多由鲜卑官贵子弟充任 ,幢将郎卫制度延续约百年之久 ,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约从太武帝时出现了殿中尚书与司卫监 ,殿中尚书“典宿卫” ,为禁卫军首长之一 ,司卫监有监督殿中尚书之责。殿中尚书与司卫监多出身于拓跋鲜卑及其附从部族。殿中尚书、司卫监与幢将郎卫两个系统共同承担保卫北魏皇帝及宫城的禁卫职责 ,皇帝出征或出巡时禁卫武官均有率兵从驾侍卫的职能。禁卫武官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禁卫军权与北魏前期政治关系极为密切。     

策墨林活佛系统的沉浮与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

丁莉霞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六期上发表有关策墨林活佛系统和摄政制度的论文。有清一代,出于安抚蒙藏各部的需要,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极为重视。虽然延续了元明以来“群分而众建之”的治藏政策,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最后确立了由达赖喇嘛执掌政教大权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摄政制度也由此派生出来,而成为政教合一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     

皇统党狱与金朝官制

在金朝官制建设中,存在着适应统治需要“自下而上”和为实现整齐划一、加强君主集权的“自上而下”的两种制度构建路径。皇统党狱是这两种路径下政治行为矛盾的集中爆发。皇统七年田瑴等人在龚夷鉴覃恩中的舞弊,说明吏部等机构垄断了基层政务信息,并借此掌握了此类政务的最终决策权。这影响到皇帝的威权,加之敌对派系的构陷,最终酿成“皇统党狱”。此后,金朝官制建设多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虽偶有“自上而下”的做法,但也是根据现实统治需要所做的调整。金朝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官制构建路径,使得职官架构虽模仿唐宋制度,但机构、职官则往往因事、因时而设,并造成了史籍对于职官、机构缺载等衍生现象。     

金朝礼部官员民族构成初探

金朝礼部官员之民族成分涵盖金朝境内女真、契丹、奚、汉等族,而各族在金朝礼部官员之比例不尽相同,礼部长贰官整体上是以汉族为主体,但从时间上来看,金朝前期礼部长贰官以辽、宋降臣为主,中后期则以金朝自身培养的人才为主,尤其是后期礼部长贰官中女真族人数逐渐增多,这是金朝礼部长贰官民族构成的最大特点。此种现象与金朝的用人政策、各族文化发展水平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金朝初年实行"借才异代"政策,使得大量辽、宋降臣进入金朝官僚体系。中后期,由于科举、教育制度逐步完善,金朝本朝培养的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女真官学、科举的建立,使得金朝女真族文化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关于金代钱币制度特征的探讨

女真族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其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在金朝存在的不到百余年的时间内,其货币制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独有特征。但其交钞的使用,成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首创,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重要的贡献。文章分别为从金朝铜钱、交钞和和银币制度的特征对金代铸币制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述论

阻卜是活跃于辽朝的重要民族之一。辽朝征服阻卜各部后,对其进行羁縻统治,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太祖至景宗朝为第一阶段,辽朝以朝贡制度治理阻卜各部,授予阻卜豪酋官号。第二阶段为圣宗统和元年至辽道宗大安八年(983—1092),以属国属部体制管理阻卜各部,以西北路招讨司作为统辖机构。阻卜在对辽朝履行其各项义务的同时双方也不断发生战争,同时一些部落还一度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第三阶段为道宗大安八年(1092)至辽末,辽朝在阻卜各部设置的属国属部体制崩溃,辽朝对阻卜各部的管理恢复到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松散状态。     

金代的榷盐制度

作为榷货之首,盐是金代最重要的专卖商品。为保证国家实现最大限度的垄断收益,金朝继承了西汉以来的榷盐传统,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盐业专卖管理办法：在盐业专卖机构的设置方面,根据盐场的分布情况,把全国划分为山东、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七个盐使司以控制全国的主要盐场,七盐使司之下,又设置了分司,同时,直接在一些较小的盐场分官设职,由此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盐司管理体制。     

金朝世婚家族乌林答氏研究

乌林答氏是金朝重要的世婚家族。在完颜氏领导的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初建之时,孩懒水乌林答部就已加入。太祖起兵反辽后,原系辽籍女真的乌林答部也随即归附。乌林答氏自加入军事大联盟后,以世代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与完颜部的政治联盟,其成员不仅频繁活跃于金朝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还积极参金朝对内对外的军事战争,为金国的建立、发展和稳定统治贡献巨大。     

《菽园杂记》标点纠谬一则

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卷一○载:“徐州百步洪、吕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岩,水势湍急,最为险恶……(成化)八年主事谢敬修砌吕梁上洪堤岸三十六丈,阔九尺,高五尺;下洪堤岸长三十五丈,阔一丈四尺,高五尺。”上文标点有误。谢敬是人名,曾做过徐州吕梁洪工部分司的主事,嘉靖《徐州志》卷七记载历任吕梁洪主事,其中有“谢敬,山东德州人,天顺丁丑进士”条。嘉靖初年,吕梁洪主事王世雍撰有《吕梁洪志》,其中所列主事也有谢敬之名。嘉靖《德州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均记载:谢敬,天顺丁丑进士。又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八…     

隆兴和议誓书“叛亡”条款与乾道初年宋金外交博弈

隆兴和议誓书中“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是宋金双方关于处置绍兴末年至隆兴时期战时越界军民的协议。而双方对于“被俘人”的不同理解,为日后的外交争端埋下了伏因。乾道三年,金朝依约取索“俘虏”,被宋朝回绝。乾道四至五年间,金朝镇压沿淮地区侍旺叛乱时,指责宋朝收容南渡的侍旺余党违反了和议。迫于压力,宋朝只得在发遣侍旺余党的同时,接受金朝取索“俘虏”的要求。这一外交失利触发了乾道六年南宋祈请陵寝与更正受书仪的外交斗争。乾道初年的宋金外交博弈,是隆兴和议时期矛盾的延续。博弈进程,由两国外交争端以及国内各派力量斗争共同推动。总体来看,两国内部维护和议的力量均占上风。这是隆兴和议得以长期延续、双方愿意根据和议条款判定外交是非曲直的前提。     

从金代遗存看女真冶铁业的发展

<正>哈尔滨的阿城是勿吉—靺鞨的安车骨部和生女真完颜部的发源地。1115年,完颜阿骨打以生女真完颜部为核心,建立了金朝,疆域东北到日本海、     

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

唐前期的地方监察体制由御史和诸道使臣组成,属于朝廷派出性质的单一型监察体制。安史之乱以后,伴随赋役制度的改革,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监察体系出现,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体制开始向固定型、多元化、多层面变革,宋代完成了这一变革。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续和发展了宋代多元化、多层面的地方监察体制。由此而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金代文人刘祁《归潜志》对女真人的认同心理及文学活动

刘祁的《归潜志》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同时也是一部以反映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作者在对金朝女真士人,特别是女真文人的记述与评论中,体现出对女真族政权、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认同心理。对这种认同心理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试论金山国的有关政治制度

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金山国首先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百官制度和后宫制度。隋唐时期中央集权，其百官制度是以三省六部制为特征的。金山国是否有三省六部，尚无确证，但我们从金山国的有关职官中似能感觉出金山国有三省的存在。金山天子之下，...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八年抗战之经过（摘录）

敌于攻陷石家庄后,即将第六师团之一部、河边旅团之一联队及第二十师团之全部,转攻晋东之娘子关。沿平汉线南下者为第十四师团主力、第六师团一部及第十六师团之一部。我平汉线军队除孙连仲、冯钦哉、曾万锺各部,已划归山西方面作战外,现有兵力仅步兵三师半与骑兵一师。敌乘我立足未稳,分两路进击,主力以铁道南下,一部由宁晋、柏乡趋内丘。我军于十月十一日（少晚到达赵县、     

清初部院司官体制考——兼谈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

清初部院内部结构经历了由正副理事官体制向司官制的过渡。关外时代的正副理事官体制以旗授官,而非以司分职,入关后一度与汉官系统的司官制并存,满官藉助品秩的优势实现对汉官的全面监临与掌控。顺治八年前后,清廷开始尝试理事官的分司,但各部落实的程度与范围均不尽相同,新旧制度由此交互。顺治十五年划一满汉官制,满洲旧制全面向明制靠拢。康熙初年制度复旧,部院权力结构上实际恢复了理事官体制的精神。圣祖亲政后,缩减旗分缺,建立折衷的满缺司官调拨制。由于官书编纂时的"追改",这一过程晦暗不清,本文利用清初满汉文档案与题名文献,尝试厘清部院司官制确立的曲折过程,为理解"清承明制"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