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交战初期和战之争的形成

和战之争似乎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卖国,和战之争就是爱国主义同卖国主义的斗争。按照此种逻辑,大批顽固派都可以戴上爱国桂冠,因为他们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以及抵抗八国联军的战争中纷纷主战。反之,开明抵抗派曾纪泽,只因在镇南关胜利后赞成和议,就难免被人指责。这种越顽固越“爱国”的怪现象,难道不应当引起深思吗?“战”     

“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是"战"还是"和"?这一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知识界也不例外。概而言之,《东方杂志》学人主战,《独立评论》学人主和。《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之所以对九一八事变后"战"与"和"的抉择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对中日两国实力的认识不同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但,无论是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人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学人,都是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主"战"或主"和",主要是出于各自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与他们主观上是爱国还是卖国无关,主战或主和也许有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决无主观上的爱国与卖国之别。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人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学人主"战"和主"和"的原因,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错误的一面。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於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刀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论甲午战争时期帝党和言官的“倒李”斗争

甲午战争时期,言官表现得相当活跃。众所周知,甲午前后帝后竞争相当激烈。关于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说法,史学界虽有不同意见,但综观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这个结论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言官们虽然并不都是帝党成员,大部分却显属于主战派,在此期间就一些有关和、战的关键问题,每当帝党官员攘臂呼之,必有一批言官追随于后,与之呼应。李鸿章是当时中日交涉的具体执行人,战争前期战场上的清军统帅,但他始终主张妥协求和,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又是阿附后党、手握重兵的地方重臣。鉴于李鸿章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帝党无论是从贯彻…     

再论左宗棠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的性质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变本加厉,对我边疆地区蚕食鲸吞,无所不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宗棠与李鸿章本来站在同一条战线镇压农民起义军,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他们两人开始分道扬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左宗棠转化为爱国派的首领,李鸿章则转化为卖国派的罪魁。左宗棠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首先反映在70年代的“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矛盾斗争上。     

清末帝、后党争之起因、措施与结局新论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清廷形成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和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帝党。帝党是对外敌入侵和清廷内忧外患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政治势力;他们极力支持光绪帝掌握政权,但实际上权力掌握是不平衡的,帝党势力是与后党无法对决的。为了摆脱后党控制而进行的变法活动,就成为了帝党和后党的新一轮的争斗。而帝党与改良派的结合,也让其在与后党的争斗中一度出现了转机。但后党的阻挠措施让光绪帝在清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地位。新旧势力的斗争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清末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把持朝政,掌握着清王朝的大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们甘心逢迎外国侵略者,不惜卖国求荣。这在戊戌变法中体现的也极为强烈。帝党的变法措施,势必触犯后党的利益;而变法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结局。而后党的强势及至发动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禁帝党领袖于瀛台;最后,党争结局也以两党领袖先后死去结束;这也体现了清廷争斗的残酷性。     

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

清同治、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塞防与海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这场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低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牛李党争”散论

本文对“牛李党争”这一影响中晚唐政局甚巨的历史公案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论,首先,文章认为两党之间的斗争并非什么士庶之争、科第之分与政见之争,而是由家族、师生、同门及个人恩怨等关系而形成的不同的官僚集团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派系之争。其次,文章认为学界流行的“李德裕无党论”难以成立,实际上李德裕与李宗闵等同为党同伐异的党魁。此外,文章还对牛李党争的起因与李逢吉与牛李两党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

19世纪中期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斗争并非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因为当时俄国并不存在走美国式道路的选项。人数极少的激进革命派鼓动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具有空想性质的村社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在本质上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力量,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不能左右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力促政权进行改革。沙皇政权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采取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既没有听命于保守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而是坚持进行由政权主导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1907—1908年间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又已经有了一定的没展,民族资产阶级摆脱国际帝囝主又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的要求也就日益强烈。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在中国强占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而且在中国投资设厂和经营铁路、矿山。卖国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出卖了大批的权益,这不但严重地危害著我国的主权,而且     

琦善卖国问题再议

不少学者认为,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上撤防、不援虎门;外交上软弱,签订《穿鼻条约》、割让香港,因而是一个卖国贼。但大量史实证明,他不但不曾削弱军事实力,而且加强了虎门防务;不但不曾出卖国家利益,而且有效维护了中华民族利益。虽然因各种原因他主张和谈,但不能以主战或主和作为判断其爱国与否的标准。     

试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下院同女王的斗争

关于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议会同王权的关系,我国史学家长期以来因袭五十年代苏联史学家提出的观点,认为下院始终“绝对驯服地批准国王所提出的法令,并向国王谄媚逢迎”。至于议会同王权的斗争则很少提及。本文将就伊丽莎白时期下院同女王的斗争详加阐述并探讨其原因、性质及影响。     

戊戌政变后废帝与反废帝的斗争

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以及围绕着这一矛盾而展开的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戊戌政变前的帝后党争,已有相当多的文著论及,但对此事件的延续——戊戌政变后的废帝谋动,却尚未见有系统论列。本文就此试作述论。一从甲午前后开始显现的帝后矛盾,到戊戌年间演化成势不两立。终于,在百日维新后期,双方政争以流血杀戮的极端方式摊牌,结果是帝党顷刻瓦解。所存者,只是一个囚困瀛台有名无实的皇帝。不过,这种“名”与“实”不相符的情况仍潜伏着危机。载湉保有的皇帝名义仍在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并可能成为帝党东山再起的契因。于是,废帝与反废帝的斗争便成为戊戌政变后宫廷斗     

开展反腐败斗争与坚持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路线。只有在反腐败斗争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切实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反腐败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也存在一些腐败现象。这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与反思

为加强对于五卅运动的正确认识,上海大学学生会以《上大五卅特刊》为阵地对五卅运动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主要涉及运动的性质、斗争策略以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上大五卅特刊》认为五卅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由外来侵略势力的野蛮剥削和残酷压榨而引起的;在具体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过程中应注意斗争策略,一方面要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本国人民群众区别看待,另一方面也要将自己联合统一战线中的各阶层区分认识;五卅运动的意义在于极大地锻炼了爱国青年学生,同时也推动了国内、国际反帝运动的深入开展。《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和反思内容涉猎非常广泛,内在分析逻辑严密,从理论上也体现出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典型的唯物史观方法,不但充分体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思考意识,而且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赤壁之战中的张昭

《资治通鉴》详细叙述了赤壁之战前夕孙刘联盟结成的全过程,还特别介绍了孙权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的争议。作为江东重臣之一的张昭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这样劝告孙权：“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领导机构的争论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实际上是党报与党的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几代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总结。它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各项事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160多年来国际共运实践始终都未能很好解决,其争论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     

德国纳粹党内的两派斗争

在德国民社党(纳粹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施特拉瑟派与希特勒派的争论与斗争。由于希特勒长期担任党的元首并在两派斗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在以往国内外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研究中,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忽视或低估。然而,弄清民社党内两派争论的原因和斗争,对于揭示该党性质的演变大有裨益。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浅析。     

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

北京为何不转载姚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出笼,给吴晗定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受到学术界、党政界以及正直人们的激烈反对。反映到党内,特别是反映到当时党的中央,就出现了一场“批吴”的性质之争,即政治性质与学术性质之争。前者是要把吴晗纳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轨道,并以此作为掀起“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后者则想矫正这个轨道,把“批吴”纳入正常的学术讨论之中,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学术。这场争论的是与非本来是了如指掌的。但由于代表人物拥有的权力不同,争论自然就朝着恶风逆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