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对这段话最简单的演绎必然是:汉代县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是积里为亭,积亭为乡,积乡为县。但这样演绎要遇到一个困难,即汉制一里大约百户,层层累积,则每乡已有万户之众。而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称为大县,显然与此演绎存在矛盾。然而自南北朝以     

秦简所见仓、乡的离邑仓管理权限

研究秦的仓制是认识其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睡虎地秦简中“离邑仓佐主稟者”仍应理解为主管稟食的离邑仓佐,而非“离邑仓佐”与“主稟者”两类人。里耶秦简所见乡仓由乡啬夫而非仓佐主持稟食,当是秦统一前后稟食制度变化上的一种体现,反映了仓、乡对离邑仓管理权限的此消彼长。最迟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乡啬夫已经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这种转变应是在乡官事务日渐繁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对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行政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建亭化干戈 拆亭固团结

解放前,在三江县龙胜乡与高基乡交界地,有一座凉亭,叫分界亭。建亭前,为地界事,两乡官庶纠纷频繁,仇怨日深。在亭址处争执乃至械斗,互有重创,当地有识之士,为两乡民计,倡议建亭于兹,以求界壤分明人和业兴。此议颇军民意。经两乡富庶协商,合理分析遂按地形地貌,在此建造六角亭,同时书写名联三副,在龙胜多侧二柱,以‘’高基”二字冠首,即：高耸人云基层巩固在高基乡侧二柱,以“龙胜”二字冠首。即：龙楼凤阁胜地名区在中间二位,则以“天界”二字冠首。即：天然疆域界地分明建亭后,两乡官庶往来,总在此亭歇息,拈须诵联,…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谈“河市”、“河亭”和秦墓断代

谈“河市”、“河亭”和秦墓断代黄吉军黄吉博１９９８年３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西郊于家营发掘了６座秦墓,这是该队继１９８６年在孙旗屯发掘３座战国晚期秦国墓之后第二次正式考古发掘的秦墓。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秦墓中发现印有“河市”、“河亭”戳记的随葬器物,...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石河子乡基层政权建设现状调研

近几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证明,基层政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但当前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着诸如：基层政权的组织制度建设还存在一定缺陷,乡镇人民政府履职过程中存在职能缺位、失位和违法行政,农民综合素质不高等。许多问题与弊端都直接影响和阻碍着社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本文选取石河子乡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大量搜集和全面整理有关材料,并深入农村基层进行调研,全面分析了当前石河子乡基层政权存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出土简牍与汉代乡吏性质再思——兼谈汉代乡级治理的两种模式

正一、20世纪汉代乡吏研究的一般结论大一统的秦汉时代,统治者为实现对王朝疆域的管控,废除西周以来的封建制,推行郡县制;为进一步推动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在县以下设置乡、亭、里等管理单元,其中乡是县以下最重要的地域性管理单元,系依据"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的办法划出一定的辖区,并设置属吏,以联户掌民、征收赋役、听理诉讼,又称乡部。关于有汉一代乡级属吏的设置,     

汉代乡亭考

乡亭是汉代在全国诸县所设的地方行政机构,隶属於县。乡亭长官为亭长,由县直接任命而受县尉直接领导。乡亭一般每隔十里一设,同时以“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适当增减,这使得乡亭的分布不均。乡亭的职能以治安为主,同时还兼有行宿、民事、宣传等功能,特殊情况下,乡亭还蓄养牲畜,代邮传书。乡亭与乡属於性质不同、职能有异的两套独立系统。到晋代,由於弊病很多,亭制逐渐衰败废止。     

汉代乡亭里研究概述

通常在论及汉代地方行政组织时总是以乡亭里为基础的,而又以里为最基层单位。《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关于乡亭里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及设置结构问题,文献记载则有些阙疑,间或互相矛盾,导致中外学者争论不休,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西北地区敦煌、居延等地大批简牍的出土,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推向新高潮。许多学者根据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重新对汉代乡亭里关系做了一番审视,得出了一些见解独特,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下面就研究状况略加阐述。最早对史书记载提出异议的是日本已故学者冈…     

试述两汉时期乡亭的职能

乡亭是两汉时期的基层管理组织,其数量众多,职能也相对复杂。近年来随着简牍文献的出土,渐渐揭示出两汉时期乡亭职能的多样性。把已出土的简牍文献与传统史籍中关于乡亭的材料相结合,并对材料加以分析和归类,将使我们对两汉时期乡亭职能的认识更加明晰。     

关于陕西省各县驻地建置镇的命名、更名问题

<正> 建置镇(以下简称为镇)作为县下面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在我国起源相当早。至少在北宋中期,它已在全国多数县中普遍设立了。在我国现行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它和乡(或人民公社)一样,也是上属于县而下辖村(或生产队)的基层政权组织。但镇     

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

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在1942年后受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县区以上行政公署的重视,根据地发动了旨在改造和健全基层政权的乡选活动。在乡选过程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组织大力动员乡村民众积极参加,各阶层参与程度不一,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最大化地展示了乡村民主,并建立了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新型基层政权,增强了乡村各阶层对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信任感及政治参与。     

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乡司是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中的关键人物 ,其地位经历了由乡里基层政权的下属逐步上升为县吏的变化。这是因为乡司负责县乡赋税征收各类簿账书算的职责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 ,成为县衙征税与税户纳税的交接点和中间环节 ,是宋代州县基层政权维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而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乡司的出现适应了两税法之后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的需要。同时 ,乡司的地位变化 ,也反映了宋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重构和功能的不断调整     

汉代在河湟地区设置的五亭

地方行政建置是国家行使职权和对地方实行有效统治,是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汉代在河湟地区设置“五亭”.据《汉书·百官志》记载:一里有百家,有里魁,十里一亭,有亭长,十亭一乡,有三老,故亭是县以下的行政建置.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当时有亭29365个,说明亭的设置比较普遍.西汉时在河湟地区所设的亭与内地的亭有所不同,是为了防御外敌和实行邮传而在边疆地区所设的一种机构,是中央与郡国之间传送文书的驿站和驻军御敌的据点.有“征其因革,辨其地域,察其风土,知其要害”作用.据《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记载:     

苏轼与亭

亭在中国古时是公家的房舍,建在路旁,以便旅客投宿。秦汉时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十亭为一乡。如今园林中的亭,指有顶四边无墙的建筑物,与其原意不同。自古以来,许多名人都与亭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无数有趣的佳话。北宋大文豪苏武一生与亭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爱写亭、喜建亭,后人又乐于在他寄居驻足的地方建亭纪念他。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苏武爱写亭。苏武是一位多才多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于散文号称“八大家”之一,对词首创豪放派,书法列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将文人画推向高峰。在他…     

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

明清时期是闽台地区乡约推行较普遍的时期 ,这是闽台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地方基层政权与乡绅势力联合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表现。闽台地区乡约的推行既有与当时全国一样普遍性的特点 ,同时 ,又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如乡约与乡族、神明威慑力量的紧密结合等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明清闽台区域社会秩序的作用。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

简牍资料表明,汉代的乡因辖区和人口分为不同级别,其性质是县政权的分支机构;乡佐、游徼与乡有秩、啬夫并非是一一对应的辅吏与主吏的关系,而是同属县吏序列,受命县廷行使民政、司法、社会治安、生产管理诸权,征缴赋税,征发徭役,是县政府行使其统治权力的基础,乡官部吏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地方政治运作质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论东周秦汉时代的乡官

乡官在东周秦汉社会是官系统中的最底层吏员,甚至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命官,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乡官却是广大农村的最高长官,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大职责,在监督考核制度相对疏陋之时,行政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乡官又往往与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紧密粘合,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权势．在乡里社会一言九鼎。因此,乡官的选任及其行政直接关系到地方的治乱和王朝的安危,对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