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彝震遣使聘日年代考》商榷

《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刊载的杨雨舒同志《大彝震遣使聘日年代考》一文,关于大彝震两次遣使聘日的年代,根据1950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的《国书寮典(?)解题》记载的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牒文后面的年款是“咸和十一年闰九月廿五日”,认为金毓黻先生所说的大彝震第一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一年、第二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八年的说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朱国忱、魏国忠及陈显昌等人所说的大彝震第一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二年、第二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九年,我完全同意杨雨舒同志的这个看法。但是,他在文中根据孙玉良同志《渤海纪年订补》一文所得山的《新唐书·渤海传》所载九位渤海王“均是即位当年改元”的推论,认为大彝震改元咸和,应在唐文宗太和(按应作“大和”)四年     

《史记》彭寅翁本异文辨正

<史记>元刻彭寅翁本,系现存两种最早<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之一,安平秋先生于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一文中明确指出:"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景文宋公集》的文献价值——兼论佚存本与书陵部藏本的差异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景文宋公集》残帙为南宋刻本,现存十八卷,避宋讳,版心间记刻工姓名。与聚珍本《景文集》相比,宋本不仅保存了宋代文体分类方式、组诗完整性、单首诗独立性、诗文承接性,亦可纠正误字、补充脱文、提供异文。从宋本新辑得六诗一文,是宋祁创作的重要诗文。林衡所刻佚存本虽是对宋本的重刻,但因为现存卷数多、不刻残篇残句、漏刻、异文等原因,并不能等同于宋本。     

日本宫内厅藏北宋本《通典》鉴赏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本《通典》,行款版式为15行28字左右,小字双行36字左右,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或不刻鱼尾,中镌册序、卷次及叶次,下镌刻工姓名。或刻单鱼尾,鱼尾下镌册序、卷次及叶次。卷端题"通典卷第一",次行低14格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首有贞元十年杜佑《进通典表》,次李翰《通典序》。全书200卷,而此北宋本仅存179卷,其余21卷乃据朝鲜活字本《通典》抄补。     

据古写本补《陈书·韩子高传》脱文一则

正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平安时期《陈书》写卷,【注文1】可供校正今本之用。例如标点本《陈书》卷二〇《韩子高传》:五年,章昭达等自临川征晋安,子高自安泉岭会于建安,诸将中人马最为强盛。【注文2】"子高"一句,《陈书》写卷作:"子高自信安泉岭会军于建安。""会军"一词属于军事用语,如《梁书·萧颖达传》:"高祖围郢城,颖达会军于汉口。"【注文3】标点本《陈书》在"安泉岭"下加专名线,《陈书》写卷实作"信安泉岭"。当以写本为是,应于"信安"     

日本内阁文库藏孤本《锦囊冰鉴》考略

<正>日本收藏汉籍的历史可追溯至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平安时代,堪称中国以外所藏汉籍最丰富的国家,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著名藏书之所不乏孤珍善本。笔者近期于内阁文库不意访得《锦囊冰鉴》一书,该书为出身于张英、张廷玉这对"父子宰相"之家的清代女作家张令仪~①编著,近18万字,不但在清代女性著作中称得上"鸿篇巨制",也是现存极为少见的由女性编纂的蒙学教材~②,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标明"《桐城县志》著录"、"未见",中国各大图书馆均未见收藏,一直以来被认为已经亡佚。特撰此文向国内读者略作介绍,并就教于方家。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抄本《皇明实录》版本述略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抄本《皇明实录》,是由书贾舶载东渡的商品汉籍,大约抄录在万历十六年（1588）三月五日之后的晚明时期,其随商船从福建漳州府月港驶离,在日本长崎港登陆,先后贮藏于毛利高标、昌平阪学问所、浅草文库、太政官文库、内阁文库等处,其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更是版本价值有待发掘的域外汉籍,应当予以重视。     

大彝震遣使聘日年代考

渤海国第十一代王大彝震在位期间曾两次遣使聘日。关于这两次聘日的年代,已故的金毓黻先生认为;第一次是在咸和十一年,第二次是在咸和十八年。王承礼、郑英德、任鸿章等同志在其论著中也都沿用此说。而朱国忱、魏国忠及陈显昌等同志则认为:第一次是在咸和十二年,第二次是在咸和十九年。上述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大彝震首次遣使聘日的年代,而     

渤海王族大氏考

渤海始祖姓大氏,史有明文。惟大氏之源流,至今史学界尚存异见。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一书考释说,因祚荣父乞乞仲象官至大舍利,故以官为氏;日本稻叶君山氏则认为大祚荣因族属靺鞨,靺鞨音近玛法,而女真语大人曰玛法,故因以为氏;日前,偶得《吉林大学学报》一本,拜读罗继祖先生“以大为氏”一文,得知“盖胡人呼一部之长为部大,犹乌桓、鲜卑称大人也,渤海王族之氏大,殆源于此。”综上观之,渤海始祖姓大氏,至少已有三说。     

从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卷”管窥《括地志》的原貌及相关问题

《括地志》是唐代的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在唐宋以降地理类志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自南宋时亡佚后,乾嘉学人始做辑佚,至今主要有四个本子,虽勤且有功,但都无法展示《括地志》之原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卷"保存了《括地志》原貌的部分,基本坐实了《括地志》"分道(部)计州"、"州下为县"的体例,展示了条目分类、排序上的清晰脉络。"残卷"对《括地志》"翻缉疏录"的特点提供了具体的理解和补充,可对唐代相关史志进行校勘和重新认识。"残卷"还首次清晰地告诉我们,李泰并非只是《括地志》挂名的作者,他曾实际参与到《括地志》的修纂工作中;目前认定的所谓《序略》,也是《初学记》从自身需要引述,其内容不当是五卷或五十卷之《括地志序略》。《括地志》的辑佚工作有必要重新展开。     

汉茂陵出土的西汉“中私官”铜钟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西汉"太初二年"(前103年)铸造的"中私官"铜钟贰件,是1953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这两件铜钟,除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一书中曾简略地提过"1953年5月茂陵附近出土‘中私官’铜钟,太初二年造"外,对此器尚未有过详细的介绍。这两件铜钟对研究西汉历史、官制、冶金工艺以及度量衡     

《晋书·地理志》正误一则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载荆州天门郡所统五县中 ,有充县和临澧县。考诸史籍 ,充县和临澧实为一县 ,以之并列为二县 ,似误。最早对充县和临澧县的关系予以关注的是北魏的郦道元 ,他在《水经·澧水注》载“充县废省 ,临澧即其地 ,县即充县之故治 ,临侧澧水 ,故为县名 ,晋太康四年置”。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 ,郦氏认为临澧县即充县故地 ,二者在地域上实为一地 ;晋太康四年所置之临澧县是在充县废省后设立的 ,二者有时间上的前后相继的关系。郦道元是北魏人 ,他之所记为前代之事 ,其说应为可信。另据最新据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影印之《…     

舶载书目元禄七年所载明人别集小考

<正>舶载书目是研究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中国典籍流传东瀛的珍贵书目文献,主要包括《宫内听书陵部藏舶载书目》、《齐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账》、《见账》、《直组账》、《落札账》、《商船载来书目》和《内阁文库购来书籍目录》等一系列目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     

《中国通史纲要续编》读后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一部顿受欢迎的书,曾经得过奖的(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和优秀教材国家奖)。但八年前出版时,它还不是一部完整的书,还只是1919年以前的中国“通”史。去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实际是《纲要》的第十一章。这样,十年前白先生将1919年至1949年历史时期(通称“中国现代史”)写入《纲要》的     

东阳崇川与建阳崇化

提起建阳崇化,从事古籍讲究者几乎无人不知,它和麻沙是我国历史上的出版中心之一。著名的建阳余氏刻书世家曾世世代代在这里辛勤地刻印书籍。关于余氏的刻书历史,肖东发同志在《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一文中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但肖文遗漏了比余仁仲更早的余氏刻书家——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其遗漏原因,疑与此“东阳崇川”的地名有关,本文故略作补正。 余四十三郎于宋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刻有《新雕初学记》30卷,原书现存日本宫内省书陵部。《书舶庸谈》卷3、《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0均有著录。下将藏园傅氏著录迻录于后:     

关于西周初期太保氏的一件青铜兵器

1931年,我国河南省东北部出土了一组青铜兵器,共十二件(图1)。这批铜器出土以后不久,被古董商人盗卖出国,现在在美国华盛顿的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ry of Art)。1946年,美国出版了《弗里尔美术馆藏中国青铜器图录》一书,著录了这十二件兵器中的十一件,但其中的一件却一直未予公布。1954年日本梅原末治的《论中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一、前　言黄遵宪 (1 848— 1 90 5)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官 ,随同首任公使何如璋于 1 877年 1 2月到达东京后 ,以其诗文与日本朝野人士交往 ,悉心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近代日本国情 ,未及两年完成《日本杂事诗》一书。该书于 1 879年孟冬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出。黄在该书自序中说 :“余于丁丑之冬 ,奉使随槎 ,既居东二年 ,稍与其士大夫游 ,读其书 ,习其事 ,拟草《日本国志》一书 ,网罗旧闻 ,参其新政 ,辄取杂事 ,衍为小注 ,之以诗 ,即今之杂事诗也。”由此可知《日本杂事诗》是后来《日本国志》的“母体”。《日本杂事诗》及《…     

论黄遵宪的史观与史学

黄遵宪是清末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学者、诗人。他于1877年随我国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任参赞官,同时着手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深入地研究、考察日本历史文化和明治维新的两部著作,在国内外影响巨大。黄氏的历史观及其史学理论主张也值得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好生一书。     

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宮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在这两部著作里,作者希望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上清帝第五书》),用按语的形式提供各种变法维新的建议。对于《日本变政考》,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一本最为重要的指导     

氏族、族谱和谱学、谱例

我国谱牒之书,起源甚早。所知最早的书有《世本》,《尚书》集“世纪”,《礼》“大传”有大宗、小宗。《史记》集三代以前世系作“五帝系牒”,汉扬雄纂《家牒》,又有私家编纂的家谱。其后有设官掌管总谱、州谱、郡谱称“簿籍”。六朝时就产生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至北宋又产生了编纂家谱的纂例。我们要了解这门悠久广博的学识,必先从考查氏族由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