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

霍布斯鲍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重新认识。首先,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表现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思想的定位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模式的认知。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激励着几代人的理论准则与思想体系,“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尤其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我相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霍布斯鲍姆强调这种观念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指南和研究提纲,把它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过程中一种既是行动指南又具有强大解释能力的重要理论。在此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应尽可能成为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科学。霍布斯鲍姆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具有的基本品格,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受“左”倾思潮影响的教条主义史学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至沓来。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实际,重新学习,调整步伐,注重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新的生机。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史学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虽然每年都有一些成果问世,但从总体上看却嫌薄弱。近年,随着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相关项目的立项,以及最近几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都将“中外马克恩主义史学思想”列为议题之一,使我国的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明显加强。本期发表的这组文章,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新进展。[编者按]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动向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罗德尼·希尔顿的中世纪:历史主题的探讨》两本著作,从多个领域和角度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及现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立足新形势、新角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目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等问题,显示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对这些新动向我们进行了介绍,尽管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与其并不相同。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特征

在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科学性与革命性。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

林甘泉提出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他本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可依此“三个层次”说进行探析。他强调“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认识判断”体现出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明确表示“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三个层次”说是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三十年代初是中国马克思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时期,作为活跃于当时理论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学术文化团体,社联对此做出不可忽略的贡献。主要体现：一,团结了一批具有革命或进步倾向的社会科学学者和青年,使之聚集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二,有组织地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以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三,积极地参予中国社会性质等三大论战,促进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的研究与阐述。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历史主义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待历史的方法和态度,在西方可谓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它却是对19世纪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直接反动。在西方的学术界,历史主义又被划分为“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两大类型。所谓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就是指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学说。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国史研究的贡献

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仅批判“四人帮”极“左”思潮,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本来面目,还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研究国史,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国史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国史研究提供了思想武器。     

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

本设三矛盾——三社会思潮——三史学思潮——三史学派别为观察坐标。主张独自的“社会思潮划分法”,认为中国现代社会思潮演进乃史学思潮波动推动的至要根据,遂分中国现代史学为：批判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反对传统的时代划分法、阶级划分法与时下流行的方法论划分法。     

多学科研究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新时期历史研究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与实践经历了借助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尝试和讨论、计量与比较方法及心理学理论等被引入史学并得到初步运用、人文与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渗透于历史研究三个阶段。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与运用多学科方法的关系方面,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并在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实践中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漆侠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建树丰硕,而且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见解:对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史学功能等史学本体问题提出看法;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审查,强调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提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是基本方法,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建设;强调了历史研究主体的素养特别是“史德“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献身史学的治史精神。     

挑战与新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致力于去教条化,逐步告别经学模式和经学思维,走上科学求真之路,着手建构本土化的历史体系。面对实证史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包容态度认可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对于西方史学的冲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鉴与批判并重,但历史观的冲突仍难以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告别革命论”和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在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取决于其自我变革、自我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以及角色和定位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