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重写和研究综述

明代建文史重写是明代史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建文史重写过程的梳理,对明史和史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建文史重写研究进行回顾,可以发现其中的不足,并为以后的研究寻找落点。     

屠叔方与《建文朝野汇编》

《建文朝野汇编》收录的建文忠臣亲族在"靖难之役"后遭受迫害的史料,极具价值。这些史料记事明确,包括被祸者间之亲属关系、姓名、家财变价解院及全家充军等情况,弥补了正史及其他史籍记事模糊、缺乏细节,从而引发争议的缺憾,证实了靖难后株连"九族"以至"十族"的迫害确实存在。这对于深入认识建文、永乐之交历史,尤其是"靖难之役",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文皇帝黄袈裟拾零

靖难之役一百多年后,建文逊国为僧的事迹在朝野流传开来,云南史籍的记载尤多：     

建文皇帝黄袈裟拾零

靖难之役一百多年后,建文逊国为僧的事迹在朝野流传开来.云南史籍的记载尤多:     

三世不得为官

燕王朱棣靖难之役成功,登上皇位。第一次例行朝会时,朱棣要求建文朝的旧臣们各抒己见,发表看法。     

明代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考述

朱元璋死后,刚历世事、年仅22岁的皇太孙朱允坟继位,因改年号为建文,是为建文帝。建邸北平的燕王朱棣为了登上帝位,遂借口诛奸臣、清君侧,发动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终结了建文朝的统治。建文帝死于宫火,众多忠于朱允坟之臣僚甘赴鼎镬,族属戚友诛灭发戍。因榜示奸党之名,凡建文故臣之文字,人们不敢收藏片语。诚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举办江苏省2010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有奖知识竞赛

明初建文朝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踪迹一直是难解之谜。近年来,各种传说层出不穷,遗迹、遗物不断涌现,建文帝踪迹话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地方政府及建文后裔的兴趣,相关的学术活动十分频繁。2010年7月2日,由中国明史学会、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主办,南京明文化研究会、明孝陵博物馆承办的“明建文帝踪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建文皇帝黄袈裟拾零

靖难之役一百多年后,建文逊国为僧的事迹在朝野流传开来。云南史籍的记载尤多:先是,明万历前期,时任云南巡按御史的刘维,于庚辰年(1580年)八月七日登上狮子山巅,极目远眺,山隐龙蛇,气象万千,大叹三声:“建文潜此,理或然也”(刘维《写金刚经序》)。稍后,万历后期,时任云南有参政的谢肇涮撰写《滇     

明代广东史学探析

对明代史学研究较为系统的钱茂伟先生曾说：“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同时指出,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明代史学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并且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表明,“明代的史学研究,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期。”受此鼓舞,本文拟对研究薄弱的明代的广东史学略作探析,并请方家指正。     

明代史学研究述评

正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促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汉唐等史学发达的朝代,受清人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明代史学不如其他朝代。进入21世纪,随着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     

建文帝的施政理念与文治政策刍议

建文帝在位期间,革祖宗之弊政,诞布维新,广施宽政,尊右文教,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彬彬文治社会,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洪武以来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危机。然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和建文政权的覆亡,这些举措和政策也大多未能付诸实践,随即湮没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     

新获明代怀柔伯施聚、施鉴墓志

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位于北京朝阳区王四营乡的明代怀柔伯施聚、施鉴墓进行了发掘。两墓出土了三方墓志,志文合计2000余字,除记载志主的生平之外,尚涉及施氏家族谱系、明初军户政策、武职升迁制度、"世券"制度等诸多问题,同时与靖难之役、夺门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读《明代史学编年考》

钱茂伟著《明代史学编年考》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全书近 4 0万字 ,以编年体为序 ,依次叙述自明洪武三年 ( 1 370年 )至清康熙三十四年 ( 1 6 94年 )三百余年间修史之大事 ,间作有考订 ,于前人对史籍考述之误 ,有所补遗纠谬 ,是迄今为止对于明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较为完备之作。作者于“自序”中讲到 ,集其二十年对于明代文献调查研究而后得出结论 :“明代史学著作的数量是惊人的 ,其质量也是不可轻忽的。”以此纠正学界传统上对明代史学评价的贬抑 ,为明代的史学成就正名。本书的成书特点是将编年与系事相结合 ,体例介乎于杨翼骧先生《…     

史学精粹

<正>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王笛的《茶馆》是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其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     

明代宫廷史研究回顾

明代宫廷史作为21世纪新兴的明史研究课题,在形成之初,很快就集合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明清史研究专家,学者们从多角度发表了既有个案分析也有方法讨论的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方法论建设的成熟轨迹,而且反映了研究者关注明代宫廷史的热情和所关心的议题。从已发表成果的质和量两个角度看,都需要我们进行初步的整理与回顾,以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再行深入并开拓新的领域。     

塔西佗史学叙事结构刍议——兼论其史学视野

塔西佗史学大致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叙事层次.塔西佗主要通过将国内国外、前代后代史事并置载录以及其他相关叙事技巧,构创了相对宏阔的叙事视野.有基于是,诸如比较等叙事方法很大程度上强化并彰显了塔西佗史学视野的道德旨趣.就学术特征、渊源而言,塔西佗编撰思想亦与古代史学观念及其原初发展情态等息息相关.考察塔西佗的相关撰述实践,有助于理会其作为一种编撰体例与叙事结构的史学意义和深刻内涵.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叙事诗学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叙事,但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作为非事件史学的代表对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在梳理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试图证明《地中海》亦属于叙事的范畴。首先,《地中海》在采用多种辞格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圆形叙事结构,但是由于这种叙事风格的解读未能与内容分析相结合,所以挑战仍然存在;其次,《地中海》凭借新式历史话语大体上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最后,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可以将以上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在该书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它有助于打破将叙事等同于讲故事或事件史学的成见,颠覆以往对历史叙事的理解,拓展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解释空间。     

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

清末民初桐城派学人在史学领域颇有作为和影响,尤其是中国史编撰方面。他们或编纂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或以史学家敏锐的意识记载亲身经历的民国史,或参修政府组织的官方正史。他们的中国史编撰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宣扬进化之史观,撰写历代兴衰之内容,注重史料之搜集和征引,追求真实之历史,书写雅洁之语言。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新旧杂糅,既能因时而变,又能坚守着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学术谱系之中,不应被忽视和遗漏。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既有偏激、消极的东西,也有合理、积极的成分。它促使人们思考历史观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实践可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以下启示：注意范式转换;超越西方与中国、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发掘新对象、新材料;重视微观考察和小型叙事,加强区域社会史研究;引入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开展人口、资源和环境史研究。     

2012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综述

2012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成果显著,专著和论文数量较为可观。总体来看,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题讨论较多,学科前沿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第二,史家和史著研究依然占据史学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尤以司马迁和《史记》、班固和《汉书》以及乾嘉史学为热点;第三,经史关系和民族史学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史学批评受到重视,中外史学比较、中外史学交流呈发展之势;第四,两汉史学和明清史学继续得的关注,隋唐史学和宋元史学的研究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