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军队的三次变革

晚清处于一个外患内忧相并行的时代,统治者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生存,对维持统治秩序的主要工具——军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使中国军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本文仅拟对三次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革略作探讨,以期加深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产生过程的认识。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论日本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

19世纪末,日本势力开始渗入到中国的军事教育改革之中,随着日本顾问和教习人数的大量增加,日本逐渐垄断了中国的军事教育权,并由此对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从财政收入角度浅析晚清财权外转——以晚清海关为中心

晚清中央政府对财权控制的削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财权下移和财权外转,财权下移主要是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而财权外转则更多的是国外列强侵略的结果。随着列强的步步紧逼,这种财权外转的趋势愈演愈烈,其中财政收入权的外转开始得较早,列强通过低税率、免税、减税、退税、偷税、漏税等等手段不断侵吞着原本应由清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这就使得本已处在危机中的晚清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在财政危机的频频冲击下清王朝为辛亥革命所推翻。     

甲午陆战与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发展

甲午陆战的失败是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重要转折点.由于汲取了甲午陆战失败的教训,陆军军事教育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无论是陆军军事学堂的数量还是教育人数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历史成败

在西方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晚清政府被动地开启了军事现代化的闸门,但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晚清军事现代化迟迟难入正轨。但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对西方一些现代性因素的合理引进,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次早期现代化启蒙,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晚清闽南商人慈善家的兴起:以林瑞岗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跨区域视角,考察晚清时期闽南著名慈善家林瑞岗。指出他与旅沪慈善家群体交游密切,曾参与华北义赈活动,并效仿江南模式,在家乡创办综合性善堂,其慈善事业呈现赈灾范围跨地域化、慈善机构自治化、筹募资金网络化、施善主体商人化等近代特征,凸显晚清闽南地方权力结构之转型。林瑞岗热衷慈善,除其个人特殊经历,秉承安海商人尚儒重义之风、深受江南慈善理念的影响外,还得益于官府的鼓励举措。晚清官府治理能力的衰落,海外侨商群体的崛起、交通、信息技术的革新,使林瑞岗实现由商至绅的转变,成为影响颇巨的职业慈善家。     

晚清海盗述论——以《申报》为中心

本文利用《申报》资料,勾勒晚清海盗的基本情况,以期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晚清时段各地均有海盗出没,他们横行海上,杀人越货,绑票勒赎,有时还上岸抢劫,对抗官兵,导致商旅裹足,外国插手,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官府与民间分别采取各种对策以应对,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根治海盗依旧任重道远。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观照

晚清时期的社会传闻,非常盛行并且内容复杂。从时间上看,高潮迭起又延绵不断;从空间上看,存在大范围、大规模的流布场。其承载形式,则呈多类多样性:口头传播为基本形态;书面形式有报刊新闻型、函牍型、书籍载传型、揭帖型、图示型等。内容上重现复杂性,除了题材方面的表现外,还典型地体现在世俗性内容与神异性内容的混合、叙事性内容与评价性内容的交融。     

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

晚清局所适内忧外患之变局而出现,为平定战乱与善后、筹措赔款的应急措施。成同以后局所膨胀与捐纳、保举泛滥及行政新事务的扩展相交织,形成了由督抚掌控的非正式行政机构,造成了官与差、名义与实权相分离的局面,加剧了吏治腐败与财政困窘。清廷三令五申裁撤而未能显效,客观上削弱了其分权制衡的掌控力。局所泛滥的乱象背后,既隐伏着各级政府对社会变动下既有政体结构与职能如何调整的角力,同时也掩盖了局所在接引新知与发展新兴事业方面曾起过的重要推动作用。丙午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以司道改制的方式归并局所功能,使之纳入职官体制,直省行政由此根本改变。     

赴日观操与清末军事改革——以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为线索

清末政府派员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是其学习日本以推动军事改革的重要方法.自1898年起至1911年止,清政府派员赴日观操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起初清廷放权地方督抚派员,1903年后转为清廷直接派员,收束地方派员权力.就观操员在日本考察的情况而言,考察内容主要包括共同观摩特别大演习,以及军事演习之外的一系列考察,但他们的侧重点、学习效果不尽相同.清政府持续十数年派员参观日本特别大演习,对清末军事改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是未能将日本军事经验有效地吸收并转化到清末军事改革的实践中,最终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近代军事力量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     

从“杨月楼案”看晚清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动

1873年上海租界发生了一起良贱为婚案件,此案引起民间人士在《申报》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中,关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平等观念、家庭独立观念及依律执法观念等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演生轨迹。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这些观念演生的社会基础,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西方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     

晚清时期待质人证问题

晚清时期待质人证问题表现为非法羁押手段长期存在,无限期羁押现象极其普遍,待质人证瘐毙数量极大等特点。导致待质人证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相关政策严重脱节,政府权力体系设置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关立法及救济程序缺失等等。清末法制改革前后清政府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却并未能够合理有效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晚清时期外籍人才引进述论

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逐步开展,人才奇缺的现实决定了"借才异域"成为一种必然而又明智的选择.在引进外籍人才的过程中,清政府遵循引进有真实本领人才的指导原则;其引进人才的途径以中国驻外使馆的招募为中心;推行"重金聘请"的吸引人才政策;实施以合同为主的管理制度,既发挥其在推进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同时又做到了权自我操.外籍雇员积极协助举办新式事业,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引进人才过程中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聘洋人为将,有损主权;误聘误用洋员,造成极大浪费;新式人才成长缓慢,未能实现以华员取代洋员的目标.     

清末边疆新政研究述评

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以后 ,学术研究逐渐进入正轨 ,特别是 1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 ,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 ,也扩大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在这种情况下 ,史学工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反思 ,于是 ,过去一些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有些不太全面的结论也得到了修正。清末新政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尽管还很不够① ,但是 ,随着清末新政研究的日益深入 ,清末边疆新政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不仅表现在已经…     

晚清民国博物馆理论补述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中西文化在不断碰撞中时时交流融汇,国人逐渐认识到陈列、展览、博物馆的实质内涵与功用所在,并有诸多实践.同时经过中外纵横考察与对比,学者开启了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先河,建构了博物馆学科及专业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博物馆的功能与作用、建设与管理、发展历史等作了见仁见智的研究.这其中除了张謇、蔡元培、陈端志...     

鸦片税收与清末练兵经费

晚清鸦片税厘的财政意义随着土产鸦片泛滥而日渐凸现 ,日俄战争以后 ,清廷亟亟以编练新军为急务 ,洋土药税收大量用于新军编练 ,军费赖其支持甚大。 1 90 6年鸦片禁政开始实行 ,尤其是 1 90 8年下半年各地实行缩期禁烟政策 ,土产鸦片税收缩减甚巨 ,练兵经费的筹措面临危机 ,各省与中央、度支部与陆军部等因军费筹解困难而迭生矛盾 ,政争不断。鸦片禁政本属良政 ,却因此造成财政和军事经费的困境 ,其影响之复杂可见一斑     

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

晚清时期北方地区的大小村落中普遍存在寺庙,基本可以说是"无庙不成村"。通过对武清、深州、定州、青县、唐县、望都、延庆七州县的具体考察可知,一般而言,千人以上大村落拥有的寺庙数大幅度超过该地区村平均数,百人以下小村落的寺庙数则低于村平均数,但相反者也不乏其例。乡村中寺庙以土地庙最为常见,关帝、龙王、真武、观音等亦为众多寺庙所祀的主要神佛道。而主持寺庙庵观的究竟是僧或尼或道,则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并不存在一定的界限和规则。另外,寺庙不仅是乡民精神寄托、免灾祈福之所,也为人们设立社会救济机构、举办义学乡塾等提供了空间,因此,当时的寺庙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