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

新文化运动根本的思想取向在追求现代性,故其主持者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并不认同;但是,新文化运动毕竟发生在欧人反省自身文化和欧洲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之下,所以,无论自觉与否,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从而使自身也打上了反省现代性的印记.其中,就涉及进化论、宗教与情感、中西文化观等荤荦大者而言,已足令吾人看到新文化运动除了传统描述的严厉、激进和不妥协的一面外,还有宽容、人性化与更为多样化、生动的另一面.不仅如此,反省现代性思潮还为李大钊、陈独秀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铺垫.     

论学习西方运动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

20世纪初的社会思潮突出反映了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进程中的不断进步。首先,将学习西方物质明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挽救民族危亡,做了逻辑的联系。其次,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化的学习,并伴以选择、改造、批判的理性态度。第三,在对自己民族与化反省的基础上,将对西方化的学习推进到观念意识层面,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     

浅析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者虽然相差一个世纪,但马克思主义超前地预示到后现代的某事物特征,两者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中有着相通之处。本文主要从正面去分析两者的相遇,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不可超越的视界,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不断发展,不断获得更赋时代性的意义。     

论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借鉴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绿色运动的左翼社会思潮。他们力图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运动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本.阿格尔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现象,主张建立"稳态经济"模式摆脱生态危机,并把北美的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寻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些主张无疑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论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简

西方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倾向的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后现代主义,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又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现时代问题的能力。     

论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西方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倾向的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后现代主义,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又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现时代问题的能力.     

历史生态学与企业生态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四位一体"形成"五位一体"的新格局,系统化、完整化、理论化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细胞,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对西方绿色思潮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究如何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企业生态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具有现实意义。     

弗洛姆社会批判理论的评价及其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著名的批判理论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范式和方法。本文在追述弗洛姆思想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肯定了理论贡献,剖析了不足,并指出了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和指导。     

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无论对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现代性与乌托邦张力下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

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包含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又是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分裂的表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追求中的乌托邦情结。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消除现代性成长中的社会分裂,赋予传统理想现代精神,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制度选择的根据。现代性追求与乌托邦精神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张力。     

后现代旅游探析

现代性衍生的现代工业文明为现代旅游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它使现代旅游"商业化"、"麦当劳化".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旅游进行了深刻批判.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各种后现代旅游方式.本文分析了后现代旅游的内涵,探讨了后现代旅游概念下旅游产业功能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史学源流:史学思潮、代际传承及历史进程

正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曲折发展与蓬勃兴盛相互交织的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庞大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经验的社会批判方式,已经成为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西方各个主要国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条件下,重新寻找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考方式、理论转换路径与现实实践途径。因此,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梳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史学传承与思想渊源,蠡测新、老两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     

近代文明观形成浅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

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大课题是什么?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国史学界关注的新问题是什么?是从“现代化”的新视角对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同近代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众所周知,最初是社会进化论的新概念、新理论传入中国,思想界为之耳目一新,传统的国学(包括史学)研究才开始发生大变化。后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革命,从而也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科学与新史学的发展方向。总之,近代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于它对时代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     

全球资本主义:三次重大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关系的社会—哲学解读

从19世纪起,资本主义社会向工业时代过渡,经济、文化与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19世纪至今的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和非西方式的民主经济阶段。可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称为大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类型出现危机的结果,而新的现代性类型是通过寻找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关系来形成的。分析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型的经济、社会根源,可以清晰地洞察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三次大转型的新理论框架为预测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