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公塔铭》所见元代北方的民族交往与交融

汪古八都鲁作为赵王的私属官员,在大德五年之前到真定任山前十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总管。他信仰佛教,在真定曾至少两次向龙兴寺布施,还买城郭李氏园改建为崇圣报恩寺。八都鲁卒于至顺二年或之前不久。至正六年,龙兴寺住持智心为其立塔并称其为“金公”,说明他生前可能已经出家修行。包括《金公塔铭》在内,龙兴寺在至正六年八月刻立三块碑铭,撰文者为大食人,书丹者为蒙古人,篆额者为汉人,碑主为汉人或汪古人,体现了不同民族在真定的交流与融合,说明不同民族的僧俗之间、官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在元代北方是普遍现象。     

也谈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辨护

汉武帝天汉三年,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一般都认为司马迁遭祸是由于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最近,倪昭敏同志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李陵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兵败被俘的。被俘后并没有马上投降匈奴,其投降匈奴是在天汉四年全家被杀以后;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李陵兵败被俘不久,其受刑则是在天汉三年,而这时李陵显然还没有投降,司马迁怎能是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     

土壤磁化率测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

磁化率是反映岩石或矿物在机械应力作用下的压磁效应变化的指标,是地磁学名词术语。磁化率还可以表示物体的剩余磁化强度。土壤也是一种岩类,受到不同应力作用的土壤,其磁化率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土壤,尤其是不同沉积或不同年代的土壤,其剩余磁化强度也可能是不同的。特别是经过人类活动的土壤,其磁化率的变化可能更为明显。这样,对土壤及土壤物体进行磁化率检测分析,便可能提供考古学分析研究地层及遗迹的不同地磁数据,从而给考古学以帮助,并且它还可以有助于环境考古的研究。     

新发现侵华日军史料及其对东北抗日斗争史的补正

八十年前发生在黑龙江东南地区(时称吉东)的镜泊湖墙缝伏击战,虽是原东北抗联四军创始人、黑龙江省副省长李延禄亲自指挥的抗日大战,在中国抗战史和中共党史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因历史原因埋没三十年,近二十年数种东北抗日斗争史始终未能复原事件,或张冠李戴,或自相矛盾。2011年秋发现的日军入侵镜泊湖地区史料《镜泊湖畔日军上田支队战斗》则可对这些不同记载作以补正,其史料价值十分重要。     

雍正杀子辨疑

清世宗雍正是位雄才大略之君。他借康熙猝死之机即位后,为巩固其统治,并报储位之争中的积怨,曾在长达四年的清除朋党过程里,对自己的兄弟大动干戈,甚至连他们的儿子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牵连,或与父同陷囹圄,或被降职惩处。这些情况已为世人所知。至于雍正杀子问题,则在辛亥革命后,才开始引起人们注意。     

乡土文化之藏区牧民社会组织变迁研究——以西藏那曲嘉黎县为例

白玛措和李才在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任何一个社会或者文化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明显,不同的社会、文化或者“城”与“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或接受、或演变、或拒绝的特质。游牧社区面临着来自生态环境、传统经济方式、本土生活方式方面的挑战,但其亲系组织之间的互惠和互动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张难先

正张难先(1874～1968年)是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27～1931年间,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颇有清誉。抗战时期,他虽然仍在从政参政,但其工作、生活和抗战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或改变,其中有些经历或作为,一般人不     

在华韩人安那其主义者与巴金

流亡于中国接受安那其主义运动的韩人,比如柳林、沈茹秋、柳基石、柳子明等从20年代初到日本败亡的1945年展开各种安那其主义运动。运动过程中他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代表中国的安那其主义作家巴金保持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理想,便是建设安那其主义或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社会,可以进行各种不同的安那其主义运动。而且巴金通过文学著作详细描写韩人安那其主义者的在华安那其主义活动。我们通过他们的交流、共同斗争活动可以得出在华韩人的安那其式反日斗争、他们的跨国思想以及其运动、巴金和国外人之间的独特关系等。     

读《清代史部序跋选》

杨翼骧、孙香兰主编,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选录的《清代史部序跋选》(300千字),199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推出。《清代史部序跋选》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基金资助项目——《清代经史子集序跋选》的一种。基于“一个时代某一学科的序跋集,可以表明其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特点”这样一种考虑,该书选录了清人所写有关史部重要著作(包括清及历代)的序、跋共224篇,按原书内容的时代顺序编排。部分史著选录了几篇序或跋,为的是反映其不同侧面或不同见解,其     

1949年前后各方对蒋介石出处的设计与蒋的应对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总统职务的暂时解除并不意味其政治身份和政治形象的解除。从蒋介石引退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论是宋美龄,还是国民党内的桂系、谋和派,抑或是国际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着不同的目的,或明或暗地考量并谋划着蒋介石的出处：出国,甚至流亡。蒋介石的个人出处问题不仅关涉国民党的分合,还会增加中国政治走向的变数,甚而关切亚洲的冷战形势。蒋介石也在或秘密或公开谋划和安排着自身的出处问题。     

诗歌教学中的缺省法

“缺省“（default）本是IT用语,指当用户未指定值时,由系统或程序自动提供或假设的值、属性或选项。其也可以用于描述文化现象：如国人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在交谈中常常感到比较累,这是因为缺乏共同知识背景,什么事都难以理解,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与同胞打交道,     

论汉律

九章律在汉代法律史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为魏律和晋律所继承。《二年律令》并非吕后二年颁行的当代法典。不宜以"正律"、"旁章"、"单行律"、"追加法"、"律经"等概念认识汉律结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汉律不同律章在形式或法律地位上存在区别。至少在《二年律令》时代之后,九章律只是汉律的一部分,不是汉律的总名或泛称,萧何"作律九章"与汉律不止九章之间没有矛盾。     

满族与鄂伦春族生育习俗的成因比较

民俗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传承并相沿成习的经济与文化生活模式.本文就满族与鄂伦春族的生育习俗进行比较分析,来看民俗对其民族的繁衍争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其文化意蕴.满族作为一个非常善于接受先进文化影响,并善于把优秀文化迅速融和到自己文化之中的一个优秀民族,以颇含科学原理的生育习俗,在促进母婴健康,保证种族繁衍,发展壮大民族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鄂伦春民族因其相对原始封闭的先天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以及一些鄙陋的生育观念,使得妇女孕期和分娩时得到的保护极少,婴儿成活率极低.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不同以及思维意识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习俗,而不同的习俗就会对其民族或社会群体产生不同影响,甚至影响到其民族的繁衍和发展.     

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

一、关于秦人来源和秦文化渊源的不同看法在秦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关于秦人来源及其文化渊源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存秦人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主要是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秦人自公元前841年秦仲时始有明确纪年,而这以前的记载比较简略和模糊,主要是一些断断续续的人名或族名,其活动地域“或在中国,     

被诅咒的皇座:袁世凯短暂的复辟闹剧

正1915年至1916年,对于广大国人而言,实在是不寻常的岁月。初建不及四载的民国,忽遭倾覆危机。而决心复辟之人,即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于是乎,众人的目光皆投射在紫禁城内的那尊金銮宝座上面。身份不同,立场各异,国人自然就彼时当国位崇却仍欲改朝换代的袁氏看法不一,然皆对其称帝之举或明里抵制或暗中贬斥。众意好似产生了莫名的力量,对那皇座施了诅咒的魔法,不及百日,袁氏便匆匆结束复辟丑剧,走向了宦涯与生命的     

从翻译的等值角度看《三国演义》俄译本中骂词的翻译

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流,而不同的语言各有其特点和形式,在词汇、语法、表达方式等方面既有共同方面,也有相异之处。所以翻译时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手段。或意译或直译,量体裁衣,灵活处理,在语义、语用和文化上达到不同程度的等值。因此,翻译工作并不仅仅是将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尤其是文艺作品的翻译更是对原文中的诸多因素进行传递和编译的过程。本文将对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俄译本中的骂词翻译进行分析,来研究其达到翻译等值的程度。     

现存几种玉门县（市）志的对比研究——兼及玉门石油的文献记载问题

玉门因石油闻名,西晋张华编修《博物志》以来,文献多有记载或引录,《甘肃通志》等误为范晔《后汉书·博物记》。经对比研究发现,多种单行本、丛书本的《玉门县志》不是清抄本或道光六年抄本,就是其影印本。清抄本和道光六年抄本的区别仅是抄写的不同而已,两个抄本或都来源于同一底本,或道光六年本抄自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的清抄本。《玉门县志》的编成时间,最早当在嘉庆九年之后,最晚当在道光六年之前,是以《重修肃州新志》为主,并参考《甘肃通志》重新编修而成,有的内容系直接抄录,有的进行了修正删改。《玉门市志》是在新时期编纂的玉门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而又特色鲜明的志书,充分体现玉门的地域与物产特色,但在编纂时参考了旧志,未能核对原始文献,沿袭了旧志中的有些错误。     

“社会化”到“国家化”: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现代农业金融支持体系之嬗变

国民政府初期,中国现代农业金融支持体系包括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三种要素。在之后20年左右的嬗变中,要素种类、各要素的地位或性质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总体经历了社会主导的合动、国家主导的合动和国家统制三个阶段,体现了"社会化"到"国家化"的趋势。其具体演化与不同阶段各主体的发展困境及认知选择,尤其是与国民政府经济统制的治国思想密切相关。     

简论辽朝的民族政策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境内被统治民族众多,契丹贵族能把这众多的民族团聚在一起,在南与北宋对峙、东有高丽和西有西夏的情况下,维持其统治长达209年,并使各族的社会历史都程度不同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所推行的治国方针,特别表现在对诸族的统治政策上,有不少积极的或行之有效的东西,值得深入研讨。余草具此文,提出以下四点,就正于读者。     

中国外交60年:回顾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可以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外交政策的30年。前30年,是重视设定"敌我方"的时代,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而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原则制定对外政策,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适合路线",即独立自主的外交或全方位的外交。未来的中国,虽然在发展的道路上会有曲折,但任何人都不能无视其作为大国的作用。在国际结构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阻碍中国成为和平大国的做法不仅毫无意义,也是相当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