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贵阳文艺界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敌寇长驱直入。大批文化人陆续来到贵阳，有些是取道贵阳而去重庆的。他们有：巴金、田汉、安娥、熊佛西、端木蕻良、方股、秦牧等；再加上贵阳原有的一些作家，山城文艺界的空气，活跃空前。一、最早的文艺团体当时贵阳最早出现的文艺团体，是194O年2月成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这个组织的总会设在重庆，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个分会。主持贵州分会的筹备负责人主要有：谢六逸、赛先艾、齐同、李青崖、张梦群、刘熏宇等。分会的任务是：组织和号召贵州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拿起笔来参…     

“李之琏反党集团”案始末(上)

1955年,文艺界相继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1957年,这两个集团的成员除舒群外,均被打入“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同年还揪出“江丰右派反党集团”。与上述反党集团有关联、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到处分的各有60位左右的文艺界人士。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武汉文艺界的“百日整风”会议

1964年秋冬之交,武汉市召开了文艺界的“百日整风”会议.这次会议在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根据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 的精神,对武汉文艺界的成绩作了错误估计,并对市文化局、市文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了错误的批判,使党的文艺工作受到一定影响,这是值得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日伪对南京文艺界的控制与利用

抗战期间，日伪当局对沦陷区中心城市南京的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文学等文艺界各领域实施“恩威并施”的殖民政策：一方面严厉取缔与镇压一切有抗日与进步倾向的作品，另一方面则大力扶植、支持奴化与软性的创作。本文全面展示了当时南京文艺界的概貌，对日伪殖民政策实施的后果及其用心作了分析与批判。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灭

江青勾结林彪并伙同陈伯达、张春桥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同志三次亲笔修改,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纪要》的理论支柱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建国17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以及所谓的“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纪要》的出笼是自上而下的、空前的、全国性的、关乎存亡大局的一次重要发动;在江青亲自组织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把盖子完全揭开。一场猝不及防的劫难席卷文艺界,继而教育界,继而各条战线,揪北京市委,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艺界的领导干部成了阎王殿里的黑线头目,文艺团体和机关成了裴多斐俱乐部式的黑窝,作家艺术家掉队了、烂掉了、叛变了,成了黑帮黑线人物。在一次会上,江青一口气枪毙了50多部电影,禁锢200多部影片,建国以来绝大多数作品顷刻变为毒草。《红河激浪》一案株连数千人,《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问题的提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税收:最长与最短的思考

明星税案1990年9月份，在沈阳体育场，某家电视台办了一场大型焰火晚会，邀请了东方歌舞团、广播乐团、空政文工团等几十位文艺界的“大腕”。晚会上，明星们个个登台亮相，献技献艺，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气氛热烈。自然而然的，明星们也都获得了一份颇为可观的收入，每人1000     

安徽文艺界工作的点滴回顾

我是1990年春天由教育界进入文艺界的,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领导约我谈话时,交代了几件事：一是要做好省文联关于“八九风波”的清查处理工作;二是要准备开好第三次文代会,安徽省文代会已经30年没有开了;三是要做好文艺界团结工作,促进文艺的繁荣。     

“文革”中胡风不肯揭发周扬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之后,他的第三篇由向文艺界发难开始,进而全面开花指导当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巨制宏文”。     

世纪聚焦(七)1951—1960

1956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促进我国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图为毛泽东接见巴金等文艺界著名人士     

我在北大荒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正>我出生在艺术世家,外公是上海有名的“钟表大王”——亨达利钟表行的老板孙梅堂。我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我父亲毛铁民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曾担任上海市业余歌咏团体联谊会主席,先后筹建人民合唱团、新声合唱团、联声合唱团、新歌合唱团、红旗舞剧团等音乐舞蹈团体。组织过数万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星海、聂耳音乐会”“‘上海之春’音乐舞蹈会演”等。我母亲是上海乐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父亲在担任文艺会堂主任期间,开办茶室,成为文艺界人士的活动之家,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著名合唱指挥家、上海乐团团长司徒汉,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     

“文革”中的赵树理

一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他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五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海瑞罢官》和声讨“三家村”的文章,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把矛头直指广大领导干部和文艺界专家的浩劫,已初…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胡风之女张晓风访谈录(连载一)

50多年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曾是一起震动全国、引起街谈巷议、造成重要历史影响的大案。这个事件的背景是什么?涉及到当时文艺界怎样的宗派问题和文坛纠葛?与“胡风事件”有牵连的一大批人的命运又如何呢?《“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一文,通过作者与胡风女儿张晓风的访谈,以翔实的材料剖析了胡风和“胡风事件”。     

关于田汉同志手迹的一点说明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都荟萃在广西桂林。当时,我在桂林《大公报》作记者。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田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一年前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悍然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进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断送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七律》中的“今日危机同昔日,各抛心力起狂飙”两句诗,就是田汉同志对蒋介石反     

三个“胡风分子”的坎坷命运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文艺界有几十位著名作家和诗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有的死在狱中,有的精神失常,不少家庭惨遭不幸,全国受此案株连者达2000多人,至今健在的已不多了。笔者将熟悉的三个“胡风分子”的坎     

从夏衍致周扬信看上海的文艺整风运动

1952年在文艺界进行的文艺整风运动,是建国后文艺界的第一次整风。这次整风,被称为新中国文艺的一次“基本建设”。而整风的情况,除了从当年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参与整风人的检讨或体会外,因材料所限,无法窥知全貌。在我所收藏的信件和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在整风期间夏衍给周扬的一封信。     

“大跃进”时期文化界的荒唐事

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文艺战线捷报频传,文艺“卫星”满天飞。文艺家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跃进”运动当中,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干了很多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荒唐之事,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笑。     

抗战初期老舍先生在武汉

1937年“七七”事变时,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后因战事紧张,校里的教员和学生都陆续疏散走了,老舍先生抱着“一个教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到来,把我那点珍宝在了去”的心情,也赶紧出走。11月18日夜,他离别妻子和儿女,自己提着一个小箱,好不容易挤进了人满为患的火车,流亡到当时成为抗战中心的武汉。到1938年7月30日,老舍先生在武汉生活了8个月。主办“文协”和《抗战文艺》的工作当时集中在武汉的文艺界人士人数不少,国民党很想罗致这些人为自己所用,但文艺界的人不上这个当,国民党无法把这些…     

我叫"活着欢"(二十三)

二十六、得奖和得奖不一样从1980年《挂牌成亲》获全国一等奖以后,湖北曲艺界就有人把我叫“得奖专业户”。这是事实,却并不是我个人的本事。因为改革开放给文艺界松了绑,思想战线的活跃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