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延安时期的康生对“文革”时期的康生,国人已很了然,但是,对延安时期的康生,人们可能只略知一二。王瑁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可以说是康生的同事。在本期的相关文章中,他重点叙述延安时期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恶行,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翔实资料。康生生前尊荣安乐,但是,他死后终于被推上历史审判台。这说明,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善恶到头终有报”,此之谓也。     

延安整风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党开展的一次成功有效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延安整风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主要体现在保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思想路线和正确处理党内斗争方法上的先进性等方面。回顾总结有益的经验,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现实启迪。     

窑洞里的新闻事业：延安《解放日报》的发展演进

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奠基与成型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始终践行和完善无产阶级新闻传播观，从初期发展到调整，从媒介资源整合、“苏化”、城市化、精英化到本土化、大众化和组织化，在艰难和痛苦中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的核心，成为边区乃至中国革命事业的传播大本营，丰富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社会变迁与历史思潮、史学思潮的递嬗

<正>社会历史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发展的，其中有“常”有“变”,既有“常中求变”,亦有“变中求常”,表现为二者的辩证发展。社会变迁是“常”与“变”的总相，也是其转换的枢机，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观察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每当社会变迁开始萌动与发展时，人们就会思考“常”为何“变”、如何“变”,身处其中又当如何应对与自处，这些思考就形成了各种历史思潮。从根本上说，历史思潮就是人们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回应和思考，而当其主体为史家并以史学的形式做出反应时，     

彭总和我军反腐败的“八八”指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教训特别值得注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和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讨论过朝代兴衰的周期率问题;新中国建立前夕,毛主席把中共中央迁往北平,比喻成“进京赶考”。目的都是告诫我们,继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的优     

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经历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半个多世纪前,延安整风中那一不和谐的插曲——审干与“抢救运动”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鉴戒。黎辛先生的回忆专文中,记下了他在延安《解放日报》的亲见亲历,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反思。     

《讲话》前后的延安戏剧

每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会以延安文艺“‘大洋古’统治舞台”“与抗战无关”“不切实际”等不合理性,来说明《讲话》产生的历史合理性。笔者从史料观察《讲话》前后延安文艺情况,却得不出同样的结论。一、延安没有出现过“大戏洋戏”统治或充满舞台的情况     

竹化石

《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四记延安发现竹化石:章子厚在丞相府,顾坐客曰:“延安帅章质夫,因板筑发地,得大竹根,半巳变石.西边自昔无竹,亦一异也.”客皆无语,先人(按指《闻见后录》作者邵博父邵伯温)独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几矣,公以今日之延安,为自天地以来西边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观物(按邵伯温有《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之学也.”盖子厚早出康节(按指邵温的谥号)门下云.     

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

刘少奇和陈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和延安的岁月,而给历史留下最深印记的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在经济调整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特别是刘少奇首倡学习陈云论著,反映了他深远的历史眼光。     

“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     

《史记》对历史盛衰认识的哲理性和时代性

《史记》总结了前代学术,吸收了前辈的思想资料,融合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即史家之言。他在对前代历史著作和有关历史认识的考察中,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宗旨,形成观察历史盛衰的变通史学思想。《老子》、《周易》和“天官”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结合,对司马迁的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把历史作为一个盛衰不断变动的过程来把握。历史上的各种盛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见盛观衰”,说明盛、衰两个对立面有联系地存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历史盛衰变化是有条件的。《史记》中讲人事作用在盛衰变化中的意义,人事作用体现为人谋、政事和征战,尤其重视人谋的作用。司马迁把贤相良将的作用和民心所向结合起来,论人事作用。人事作用的发挥又受到历史形势的制约。“承敝易变”,是变其“敝”,变其所当变,不是割断历史联系。变是历史的必然。“使民不倦”是成功变革的体现。“攻守之势异也”,是“承敝易变”思想引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承敝易变”是司马迁总结历史上各种变革得出的一个认识,也是他思考现实社会变化的观点。司马迁历史盛衰的总结,体现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毛泽东与贺子珍分手详说

杨奎松先生的新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是一部很见功力的历史著作,书中配的许多图片也起到了图文并茂给读者“第一现场”的直观印象。看图读文,“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不过,似乎也有一些小疵,比如书中第２８２页后的图片,其中有“延安司令部：左起毛泽东、合众社的厄尔·利夫、朱德、江青”的四人照。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利夫等与毛泽东会谈的时间是何时？江青到延安并与毛泽东相识结婚的时间又是何时？这样一想,显然杨著中这张照片的说明是经不起推敲的。 毛泽东在陕北会见斯诺后,在…     

我所知道的康生

生前,他奸诈狡猾窃取了高 位.死后又骗取了那么多的花圈 与挽联。然而,历史最终撕去了 虚伪者和阴谋家的假面。 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 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 甚多、我从延安时期开始,由于工作 关系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 就从延安说起。把他的老底抖搂出来。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 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毛泽东整顿 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     

关于“网络反腐”规范化治理的几点思考

实践证明,网络反腐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运用得当将为体制外民意监督公权力开辟实效进路,运用失当则会演化成为新型“运动式反腐”、诱致“民意旗帜化”、践踏“官员人权”现象再现,这就迫切要求在规范化治理视阈下科学促进网络反腐“正功能”发挥而规避其“逆效应”产生。当前根除网络反腐现实诸乱象,唯有了解其基本特征、明确其功能定位、明晰其规治路径,才能推进网络反腐规范化治理。     

来信

入世出世二月河 他再度成为媒体聚焦点,并非他曾经描绘帝王将相的历史巨作,而是今年两会期间的一次小组发言,发言对当下疾风暴雨般的反腐褒扬有加,他形容当前反腐盛况——“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并再次提及,“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接着他又强调指出,“高薪不能养廉,低薪肯定不养廉。”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我国发展得最为深入、最为有效的时间之一。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许多先进宝贵的经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非常显著的意义。通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我国发展的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并能发现所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分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并结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方法和渠道。     

谢觉哉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法制与政权建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要职,长期负责抗日民     

领导人的薪酬政治学

只学“高薪”,不学“防腐”,不抓“反腐”,领导人再高薪,也注定是一个世界级笑话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的历史实践及当代价值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为了巩固共和国各级政权,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廉政建设,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廉政建设经验。本文从研究这一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背景出发,挖掘、梳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最后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实践的当代价值。     

毛主席像章的兴衰沉浮

报载,最早的毛主席像章,是１９４２年为纪念抗日根据地发 动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而制做的。一枚为“学习像章”,以党旗为底,左下角有“学习”二字,右边是毛主席留着分头的正面像;一枚为“埋头苦干像章”,“埋头苦干”四字反白,左上角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 １９４５年４月 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主席团成员除毛泽东外,每人都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国第一枚用金属制做的毛主席像章,刻制者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 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延安整风清算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统一和团结;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那时制做并佩戴带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无疑是同志们发自内,Ｃ对毛泽东同志的尊敬,表达了大家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Ｃ。 由于当时根据地生产手段的落后,制做的像章数量极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