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前前后后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虽然远离中央领导岗位,但是,他的沉重的思想包袱却难以自卸,总是沉陷于历史责任的追诘之中。他不能接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批评,又和新的中央路线格格不人,以至发展到后来,公开反对新的中央和中央路线,并组织党内反对派,进行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开除出党。 “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时在武汉的陈独秀本应参加会议,可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严词拒绝,将陈独秀排斥于会议之外…     

跨界助力武汉职业网球发展

<正>(一)大凡说到武汉的城市文化,昙华林文化教育街区承载的厚重历史不能不提。我从小就生活在昙华林,熟悉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这里是一个宗教、教育、名人故居交集的地域,单说不同时期曾坐落于此的学校就有文华书院、私立中华大学、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湖北省教育     

中共“一大”的亲历者包惠僧

１９７９年７月２日,“一大”的亲历者包惠僧去世了。由于悼词迟迟没有写好,追悼会到７月２２日才召开。盖棺方可定论,为何包惠僧的悼词这么难写？死者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包惠僧,原名包道亭,湖北省黄冈县人,１８９４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１９１７年,包惠僧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作了新闻记者,先后在《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等报社做过记者。由于他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加之文笔又好,因此在武汉青年学生中小有名气。这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陈独秀。包惠僧曾两次采访了到武汉文华大学…     

陈独秀的三次武汉之行

说到陈独秀来武汉,大家多会想到1927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在事隔两个多月后的中共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了中央总书记职务。其实,陈独秀除这次在武汉停留约半年外,还有两次见诸史料的武汉之行,一次在1920年2月,另一次是抗战初期。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三十多年的华工工作简忆

<正>多年的基层工作1956年,我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大学岁月虽然艰苦,却很充实。学校响应中央号召,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大学一年级新生就到武汉东西湖参加劳动。一大批学生背着行李,浩浩荡荡走向东西湖,场面十分壮观。大一下学期,我被定为半脱产干部,担任动力系1956级     

一部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集大成之作--《华中抗日根据地史》读后

2003年5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主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一书。该书是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立项的重点科研项目,是作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史     

赛珍珠在美国为援华抗日作汉语演讲

赛珍珠在美国为援华抗日作汉语演讲（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进攻中国……我必须告诉你们的是,当时我见了我第二祖国的中国单独勇猛地抵抗日本,不免窃心自喜。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     

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货币发展情况及历史经验研究

正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人民货币由奠定基础到发展壮大的时期,华北、西北、华中、华南等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其中,华中地区各银行发行的货币,简称抗币。本文主要研究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人民货币的发展情况及货币斗争的多种形式,并总结了人民货币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一、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情况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淮河汉之间,包括了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以及     

抗战初期陈独秀在武汉的抗战言论评析

抗战初期陈独秀在武汉的抗战言论评析虞崇胜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２日到次年５月,陈独秀在武汉共住了半年多时间。政治上的落魄和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思想上不免带有悲观感叹的色彩。但是,自身的获释,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展开,又使他的政治意识一度振奋起来。在武汉期间,陈...     

从文华中学走出来的“中国童子军代表”

进入武昌文华中学读书 我是1930年从老家河南商城县来到武汉的。民国初年,我的祖父僖仲公在王占元主鄂时任湖北厘金局长,因此我们这个家庭和武汉颇有渊源。每逢家乡有事,我们就跑到武汉来住。当时我的父亲鼎年公已经过世了,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一起生活。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

1938年初,我跟随农工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已成为中国抗日运动中心.国民党政府的首脑们大都在武汉.八路军在武汉设有办事处.《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公开发行.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也在武汉,全国性的各种群众抗日团体也都在武汉.群众抗日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活跃.我们农工党也组织了自己的青年组织——武汉青年抗敌工作团,出了自己的报纸——《前进报》,自己的刊物——《抗战行     

追忆叔父李克元烈士

我的叔父李克元烈士是一位出生、读书、从军在武汉,驻防、空战、击落日机在武汉,牺牲、安息在武汉的抗日英雄。1938年8月21日,他牺牲时,差8天满28岁。叔父在世时我还不到8岁,我与叔父接触前后不到一年,1934年我随祖母到杭州笕桥叔父家中住了几个月,1938年叔父在汉口驻防时又去他家中     

六临武汉

武汉的脉搏和心脏一起跳动,从我第一次到武汉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五个春秋了。我多次到过武汉,有六次是令我终身难忘的,有的可以使我们约略看出中国经历着曲折的道路的某些侧面。     

我参加了几年抗战

我叫王建华,今年90岁。当年全程参加了八年抗战并活到今天,我感到无比的幸运!从军抗日1935年,我18岁,父母早已双亡。我随同乡到武汉找生路。我后来的岳叔父方汉臣把我介绍给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汉川人),顶了一个名     

从新四军到人民政协：我与统战工作的不解之缘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时,我正在武汉上中学,当年14岁,在“不当亡国奴,要抗日”信念的激励下,我不顾家里的反对,拿着家里给的学费和生活费,背着大人悄悄地和其他几位爱国青年放弃学业,几经辗转,翻山越岭投身到共产党的鄂豫抗日根据地,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陈独秀墓的四次修建

我第一次看见陈独秀在安庆的墓，是在1998年。那时我到安庆市开会，会后，集体到北郊十里埠参观。那个墓实在是简朴、荒凉。在一片小树林里，有一个小小的土丘，立着一块小小的墓碑，碑的正面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背面刻着陈的生卒年月及与原配高夫人合葬等字。这个简单的小碑，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惊讶。     

回眸投身税制改革的岁月

<正>1931年,我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祖父韩惠安是民国时期武汉商界巨子、湖北商会会长、盐业首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逼近武汉,我祖父决心不为敌伪做事,隐姓埋名避战乱,迁到上海租界隐居。我少年时期就与父母分开,随祖父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随着祖父在香港,在南华中学念书。1951年8月,我由香港回到了武汉。当时大学高考期已过,偶逢武汉大学补招税务专业的大学生,我就应试考入了武大,确定了以税为业,一辈子为党干好税务工作的夙愿。从意气风发的专业税务工作者到中学教师1953年8月,因国家急需人才,我从武大提前毕业,因成绩名列前茅,又是共青团员,被组织选派到了当时税务工作的国家最高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我作为国家培养的第一批税务专业的大学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重用。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

1938年初，日军相继占领了武汉、长沙。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蜂涌来到陪都重庆。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体态清瘦，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老者，在一名年轻女性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挤下长沙到重庆的轮船，他就是曾被共产党宣布开除党籍，又被国民党关押多年刚被释放不久的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陪伴而行的年轻女性，是自愿在南京狱中照料他生活起居，出狱后成为他妻子的潘兰珍。1938年7月，陈独秀由长沙逃难到了重庆，住进石板街15号川原公司一个姓黄的资本家家里。经过几个月的飘泊流落，陈独秀显得有些疲劳不堪，到重庆后，拒绝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