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和会上据理抗争的顾维钧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脏会议。列强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议决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山东的一切权利。消息传至北京,群情激愤,由此掀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近代历史也从此展开新篇章。在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力挫日本代表,与美、英、法三国首脑进行抗辩等种种往事,值得回顾。1918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启程赴欧,行前命驻美公使顾维钧迅赴巴黎。同时电告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德兼驻丹麦公使颜…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即将出版

由陈春华编译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一书,即将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所收文件译自苏联官方三十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外交档案汇编及俄国外交部橙皮书等,其中包括俄国外交大臣就蒙古问题给驻华公使、驻蒙古领事等的训令及来往密电、外交大臣呈沙皇的奏折及内阁会议记录等,共三百多件。这些文件反映了沙俄精心策划外蒙“独立”,逼签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铁道条约、电线     

1920年安徽学生爱国运动与查货风潮

1919年,巴黎和会北京政府外交失败,列强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国内因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尽管在全国工商学各界的共同反对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但山东问题仍未能解决.1920年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在1915年《中日协定》和1919年《凡尔赛和约》基础上另增加...     

政争、舆论与五四——以研究系为中心探究

五四运动是政党派系极具蛊惑性的言行煽动与普通民众迷茫的爱国热情混合的产物.研究系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被皖系屏弃之后,多为“第一流人才”的研究系要人,凭借其掌握的《晨报》《国民公报》等言论喉舌、外交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和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有利条件,形成国内国外、在朝在野“四位一体”的配合机制.研究系在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旗帜的掩盖下,以外交为名目,以策动传媒、鼓动舆论为手段,把政争的火矢射向了众矢之“敌”的段皖势力,最终成了五四运动的点火人.     

新中国派赴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团(上)

1950年11月,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站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阐明中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由伍修权率领的这支“红色小分队”亦很快成为联合国会场内外的焦点。《新中国派赴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团》详细描述了其中许多令人振奋的历史场面。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问世

正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29万字,38元邓野著《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重点探讨了巴黎和会时期中国的外交交涉与政派利益分歧,强调巴黎和会对于北京政府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外交与内政更是纠缠不清,相互影响。如当年强烈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之荣耀。作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一)

中俄北京会议,是我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同沙皇俄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实为又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这里选译的94通俄国外交文件即是关于上述会议及声明文件的,这些文件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30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以及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即俄国橙皮书)。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即我国辛亥革命爆发至中俄北京会议前后,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来往密电。其主要内容是出席中俄北京会议的俄国驻华公使就谈判蒙古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的请示报告,以及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所发出的有关指示及训令等。沙皇俄国为实现其侵占外蒙古之野心,一方面趁我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进而逼迫外蒙古当局缔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以威胁利诱手段逼迫袁世凯政府与之进行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确立其外蒙古的宗主国的地位,使其侵略行动合法化。本文所选俄国外交文件反映了俄国驻华公使与我国外交总长在北京举行数十次谈判及逼签中俄声明文件的情况。中俄北京声明文件使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摧残,除保留了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我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已丧失殆尽。上述关于中俄北京会议及中俄声明文件的俄国外交文件,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俄关系史及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次会议的俄国外交文件译出在本刊陆续刊布,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注释,除标明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编者注。     

中国近代国歌小史

一、清末时期中国的国歌最早追溯到清末.具有深厚音乐素养的曾纪泽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兼驻俄公使时,有鉴本国无国歌而“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名曰《华祝歌》”,以应外交礼仪.曾一度将《华祝歌》上报清王朝作为国乐,未被采纳.1885年,曾离任回国,临时充作“国调”的《华视歌》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后来,一批爱国志士为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抵御列强侵略,曾创作了一些类似国歌的爱国歌曲,如:借用日本歌《君之代》曲调的《一统旧江山》,梁启超作词、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作曲的《爱国歌》;夏颂莱作词、谱曲的《何日醒》;石更词、辛汉曲的《中国男儿》;杨度词、沈心工曲的《黄河》;李叔同作词、谱曲的《祖国歌》、《我的国》等.其中以李叔同所作的两首歌影响最大,其歌词是:《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     

顾维钧拒签对德和约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顾维钧,接受了刚刚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邀请,返回中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1915年,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顾维钧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有人曾问过晚年的顾维钧,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巴黎和会,其女儿顾菊珍说:"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     

英国侵华先锋对林则徐的推崇

《英国侵华先锋对林则徐的推崇》一文,为作者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档案研究所得。包令系英国著名的外交籽,１８４９年任驻广州领事兼驻商务监督,１８５４年升任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祸首。他在任期间撰文《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作》,对林备加称颂,奠为“圣中之圣”。这说明林则徐不仅深受世代中国人民的普遍爱戴,就连敌人也丝毫不怀疑他的伟大并对他肃然起敬。     

大众传媒与五四运动“内除国贼”目标的确立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受北京政府委派,以个人身份在巴黎进行民间外交。但梁启超的外交活动被许多人误解,国内一些报纸刊发章,抨击梁启超亲日卖国,从而激发了大众传媒声讨“卖国贼”的高潮。巴黎和会以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虽然卖国,但由于他们的行为不被人们知晓,人们没有视之为“卖国贼”,到和会召开时,三人的卖国行为渐为人知,他们也成为五四群众运动中声讨的直接对象。     

浅析“千牛”“百牛”玺

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以下称《玺汇》)在吉语玺部分收录了十余方关于牛的古玺,其中有数方“千牛”、“百牛”、“千百牛”玺,兹列举如下：     

参加“中国人民首届赴朝慰问团”回顾

1951年3月8日,正在北京辅仁大学生物学系四年级学习的我,得到学生会通知,有关部门拟派我代表全国学生参加“中国人民首届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慰问团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是陈沂、田汉。慰问团中还有不少知名人士,如全国劳模赵国有,妇女代表刘清扬、雷洁琼、浦熙修,画家丁聪,演员蓝马,相声演员侯宝林、常宝垄（小蘑菇）,作家杨朔、方纪、草明,诗人田间,女外交家丁雪松,等等。     

战国吉语、箴言玺考释

《古玺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编号4142至4926著录了785方古玺,《汇编》将这批古玺归入吉语玺类,可是若仔细分析这批古玺的印文内容,则可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印文并非吉祥语句,而是属于修身处世的箴言。《左传·宣公十二年》载:“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杜注:“箴,诫也”。箴言即规谏劝戒之言,如《汇编》所收的“敬上”、“敬事”、“忠信”、“正行亡私”等都是箴言。因此,我     

银幕上的“兴国”将军

革命老区江西省兴国县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苏区模范县”。全县共有长征老干部500人,培养造就了肖华、陈奇涵等54位共和国将军,被人们誉为“将军县”。其中少将毛会义、魏洪亮的战斗事迹被当作原型搬上了新中国的银幕,少将谢立全吹号时的勃发英姿更随《西行漫记》走遍中国、走向世界。     

宋代张正中墓表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收录有《（宋）故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上骑都尉赐鱼袋赠司封（员）外郎张公（正中）墓表》,墓表记载了北宋官员张正中的生平,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天书封禅”等北宋前期重要事件,为研究北宋历史补充了重要资料。     

新疆全省教育会阻止赫文斯定赴新疆考察史料选

1927年,瑞典博士赫文斯定拟率队赴西北考察,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维护主权起见与之协议合作,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考察,取得了发现恐龙化石等重大科考成果,但也招致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有关此次考察史料,本馆所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已刊出部分,现将其余相关史料刊出,以飨读者。     

一面历史的镜子──评《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

一面历史的镜子──评《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李剑鸣王晓德博士的《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一书是近年来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第一个令人折服的地方,是作者在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照常理,研究美国外交史...     

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

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安福国会最重要的反应是提出外交议案,内容涵盖和会筹备与中国外交目标。巴黎和会召开之后,国会关注的内容包括和会应对策略、对日外交与山东问题等。从方式来看,分为立法与行政监督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指国会议员提出与和会外交有关的提议案、建议案,提交委员会与院会议决后咨送政府。后者则是通过质询权、弹劾权与查办权的行使,监督政府的外交活动。国会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除外来舆论压力因素之外,还与其维护派系与自身利益有关,突出表现为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从实际成效来看,国会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不过在制度形式上,其表现可以视为近代中国议会外交的初试。     

大清国第一任出洋钦差是美国人

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实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