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时期中美大使级联络转入政府秘谈始末

正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开始,至1970年2月结束,历时15年,共136次。会谈虽断断续续地进行,却为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提供了一条沟通政策、试探意图的联络渠道。尼克松时期,中美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双方在第135次会谈上不约而同地提议举行"高级     

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

冷战期间,中美进行了长达16年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时代,这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惟一渠道。由于种种原因,两国政府对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和做法存在着巨大差异,本文着重回顾中国方面对大使级会谈的看法和做法。会谈之初,中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使双方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由此带动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改善,并引导中美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关系的方向发展。1956年以后,中美会谈陷入僵局。1957年12月,美国政府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遭到中国的抵制,并成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的重要起因。中美两国避免台海危机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华沙会谈旧事重提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1958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移至波兰的华沙举行,从此被称为“华沙会谈”。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

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筹备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在国际场合对美国施加压力,加上中国的主动争取,美国终于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苏联密切配合:首先是希望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相呼应,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配合和团结协作,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利益的不一致。     

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

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的“第二层会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不让美国国务院参与到中美高层的核心会谈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中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设计了“三层会谈”：尼克松和周恩来关于中美政治关系的会谈为“第一层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开展“第二层会谈”,而中美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为“第三层会谈”。在两国部长级会谈中,富有实质性的讨论是关于在未来积极开展两国人员、文化、贸易等双边交流的问题。     

试析1975年福特访华及其意义

1975年12月福特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及双边问题上分歧与摩擦增多等复杂背景下进行的。改善停滞不前的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对福特访华的共同期待。但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中美两国对福特的中国之行也有不同的预期。美国希望向国际社会表明美中关系仍在继续发展,以进一步增强美国对苏谈判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为了抗衡苏联的威胁,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为期五天的访问中,福特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内容涉及广泛的国际问题及双边问题。虽然访问期间双方既没有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没有发表可以体现会谈成果的联合公报,但此次访问仍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增进了双方理解,而且也稳定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基础。     

暗战:中美会谈背后的台美交涉(1955.8—1956.1)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的半年间,在中美谈判会场之外,台美间的交涉悄然进行。对于中美谈判,台当局是高度紧张的"局外方"。中美会谈是否会涉及金马"外岛",会谈是否会升为外长级,在美留学生遣返是否会扩大到全体侨民,会谈是否会造成别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放弃武力声明是否无碍于中共解放台湾的政策等,此类问题在台湾当局看来皆为关系重大之事,而美国或持有不同主张,或不肯对外明确表态,或虽有表态但已造成对台不利的事实。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两个中国"问题。美国欲以两面手法和模糊态度游移于国共之间,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台当局在诸多具体问题甚至若干细微表述上的外交努力虽出自反共利己目的,但亦应肯定其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苦守与坚持。表面上看这场"暗战"收效微弱,然而,国共之间反对"两个中国"的默契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