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天妃信仰的起源、属性、传播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天妃,在闽、台及广东潮汕地区习称“妈祖”或“娘妈”,是我国古代的航海保护神。天妃信仰起源于北宋中期,起初只是区域性的民间海神崇拜,后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迅速传播。其影响不仅遍及我国南北沿海地区,甚至通过海外贸易和华侨的传播,流传至甫洋和欧美。本文就天妃信仰的起源、属性、传播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创建时间与迁建原因考

太仓刘家港天妃宫是妈祖信仰北传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在郑和下西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现已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然而今人对这一重要历史遗迹始建时间与变迁等历史地理的认知多有错误。文章从史源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考证后认为:路漕天妃宫即刘家港天妃宫,刘家港天妃宫始建时间为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而非官方宣称的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也不是一些地方史专家认为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亦不是一些史料记载的至正三年(1343年)或明永乐初年。至正二年(1342年)刘家港天妃宫迁建的原因是刘河河道"北徙"而非长江南岸崩坍,不能用张寅《海塘论略》中所言元代刘家港天妃宫三迁来论证明末清初长江口南支南岸的崩坍。     

台湾的天妃及其他海神之信仰

在中国,宋代以来信仰海上守护神天妃.伴随着后来航海的频繁,更见其兴隆.于明末传入琉球(明嘉靖四十一年册封使郭徐霖等建祠称之,现在将上下天妃宫址迁入那霸的久米村).在清初带来日本.(康熙十六年即延宝五年,心越禅师归化之时将至,后崇祀于水户侯德川光固领内.现在常陆国茨城郡石(石叉)滨祝镇有天妃神社.在同国多贺郡矶原之天妃山有天妃祠).天妃即天后,民间所谓妈祖是也.关于天妃的解析,赵翼《陔余丛考》天妃条所记,颇简明扼要,曰:“江淮之间,操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张燮之《东西洋考》云:天妃,莆(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之湄州岛人,五代时闽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晋天福八年生,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后尝衣朱衣往来海上,里人虔祀之.宣     

天妃宫碑的历史价值及保护现状

南京下关天妃宫在历史上称为龙江天妃宫。自从郑和下西洋回国,以海上平安,为天妃神灵感应所致,奏闻于朝,建龙江天妃庙之后,沿江沿海一带,如太仓、长乐、贤良港、泉州、湄州等地,普遍建立天妃庙宇,并遣使致祭。在明代,南京奉祀天妃的庙宇,共有三处,一在下关,一在上新河,一在大胜关,而以下关天妃宫规模最为宏丽,廊下宫内都画满了精美的壁画。     

八国联军焚毁的天津妈祖庙

１９００年,英、法、俄、德、日、意、美、奥八国列强组成 联军,打着剿灭义和团“匪乱”的旗号侵略中国,７月 １４日攻陷天津进行了最疯狂最野蛮的大屠杀、大焚烧、大洗劫,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在俄军火烧大直沽中,闻名世界的天津妈祖庙被焚烧得成了一片焦土,荡然无存。 天津大直沽天妃宫是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妈祖庙之一。第一是建于北宋的福建湄州妈祖庙,即祖庙;第二是建于元代的天津大直沽天妃宫;第三是建于明代的台湾台北妈祖庙。天津大直沽妈祖庙由于位居第二而在世界享有盛名。多年来不时有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到天津旅游…     

论中国帝妃悲剧的根源——以杨贵妃为例

纵观中国的帝妃,无不被打上"女色祸国"的标签,她们面临着共同的人生悲剧。然她们的悲剧人生,是由帝王、社会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也要还原历史的真实,给这些以杨贵妃为主要代表的帝妃一个公道的是非功过评价,但无疑帝王应该承担主要的历史责任,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不合理的社会因素对帝妃的影响。     

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

河北及京津地区的妈祖信仰 ,随着漕粮北运自东南沿海传播而来。代表妈祖信仰存在的第一座天妃宫在元泰定三年出现以后 ,至清代 ,天妃或天后宫庙的数量已达 35处之多。这些宫庙绝大部分为元、明两代所建。根据这些宫庙的形成时间及分布情况推测 ,元代的妈祖信仰是沿海河、北运河及天津以北渤海沿岸地区传播的。到明代 ,沿海继续向北推进到山海关 ,沿滦河向内地推进到长城南侧 ,并由天津向南沿南运河两侧扩展。妈祖信仰在河北及京津地区分布的时空特征 ,是由于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 ,需要东南大批漕粮北运而形成的。元、明海、河运输路线的差异 ,以及两朝国都所在地区军事形势和军事力量布置上的差异 ,使明代妈祖信仰分布的范围与元代有所不同 ,并比元代有所扩大     

福建中琉民间信仰历史遗存

明清时期,中琉间航海往来频繁,海神信仰及祭祀活动随之流传开来。至今,仍有大量中琉民间信仰历史遗迹保存下来,福建地区现有天妃宫、尚书庙、拿公楼、金将军庙、蔡夫人庙及蔡仙府等多座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尚存,为后人研究中琉关系史及福建民间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天津天后宫巡礼

九河天堑近渔阳,三辅津梁著水乡。海舶粮艘风浪稳,齐朝天后进神香。清人梅宝璐的《竹枝词》,将天津天后宫的地理形胜,天后神功及万民朝拜进香的情景,写得生动传神。京津近在咫尺,虽曾闻名拜谒,但印象不深。甲申“五·一”长假,再次专程巡礼,在天津民俗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王利文的协助下,略有所得,谨以献芹之心,奉献诸君共飨。一、“海津元代祀天妃”天津流传着一种极为普遍的说法”先有天妃宫,后有天津域”。它与“先有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近似,表明天津人对城市发展的一种通俗而生动的总结。     

天津近代民间消防组织--水会

天津自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设卫筑城,作为“畿辅门户”,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和漕粮运转中心。清初,随着漕、盐和海运的发达,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沦陷时期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述论

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沦陷,日伪政权通过在天津设立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和防疫机构,制定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组织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加强公厕、排水管网和公墓建设,健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完善种痘制度和饮食行业、家畜、妓业等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卫生和防疫制度,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虽然这些举措对于改善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具有一定的殖民特点。     

近代天津九国租界边界考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拥有专管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于1860至1902年间先后设立了九个国家的租界。各国租界或历经多次扩张,或与相邻租界间重新协商划定边界,或发生租界兼并,边界几经变化,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诸多历史地图和文献中,关于天津九国租界的边界缺乏统一的描绘,乃至错误颇多。本文对近代天津相关历史文献与历史地图进行考证,以期得出较为准确的近代天津租界边界地图。     

汉斯-维尔纳·格茨教授在津讲学

2004年10月10-15日,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汉斯-维尔纳·格茨在天津师范大学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讲学。格茨教授是德语国家中世纪学学会会长,1990年至今就任汉堡大学中 世纪史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中世纪早期的公爵》、《中世纪神学》、《欧洲中世纪生活》、 《中世纪早期的妇女》、《中世纪研究入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500-1050年》、《12世纪的 历史意识》、《现代中世纪史研究》等,其中《欧洲中世纪生活》一书已于2002年翻译成中文出 版。     

清末天津物價與外僑在華日常生活——德國駐津領事館檔案資料札記之一

聯邦德國檔案館藏清末德國駐天津使館若干檔案,保留了那個時期天津的若干物價與商業資料,使我們得以窺知當時神秘的外國人在華的消費習慣、生活水準,以及匯率與物價變動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彌補了一般中文史料之不足。     

天津古文化街上的津味特色民俗

<正>已有600余年历史的天津是中国民俗聚集地,近年来,天津大力发掘拯救整理民间文化,整修古文化街,修建民俗博物馆,重建鼓楼,古文化街还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每     

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

关于天津右卫创建时间及其前身的问题,是两个历史谜团。本文通过征引大量可信史料,最终考证:天津右卫创建于永乐四年,其前身为青州左卫。     

Female Migration and Urban Labour Markets in Tianjin

The spontaneous, large-scale population movement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ies witnessed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80s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research has tended to focus on quantitative macro-level data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ather than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involved in the migratory process.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rural female migrants as narrated by themselves. It attempts to identify by this means the major forces behind rural women's out-migr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that have shaped women's live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migratory proces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omen are actors and agents in this unprecedented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ir active engagement in the urban labour market, female migrants have challenged both the traditionally defined gender roles and the spatial and socio-economic boundaries that have been structurally designated to them. Their actions may catalyse a radical rearrangement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sexual orders.     

天津市西辛庄唐代遗址发掘简报

为配合津蓟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1年5月对宝坻区口东乡西辛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并于2001年6月—9月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西辛庄遗址位于天津市宝坻区口东乡西辛庄村西北0.5公里处,当地俗称“薄家坟”(图一)。从现地表看,整个遗址微微隆起约0.5米,平面呈长椭圆形,面积约15000平方米,津蓟高速公路从遗址南部穿过,本次发掘共布探方20个,编号为01BKXT1—01BKXT20,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图一西辛庄遗址位置示意图一、地层堆积西辛庄遗址地层堆积较简单,除表土层外,其余均为唐代文化层。以01BKXT1西壁为例(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