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社区的历史轨迹：松坪华侨农场发展史

从 2 0世纪 5 0年代到 70年代末 ,我国先后在广东、福建等省区建立、扩大华侨农场 ,以安置归难侨 ,福建省的松坪华侨农场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社区 ,它在人口构成、对外联系网络、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华侨农场逐步转型 ,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各项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 ,华侨农场如何与时俱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 ,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     

广西华侨农场城镇化发展路径探讨

华侨农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区。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现在正处于转型的时期。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建设,区内的华侨农场将迎来一个复兴的契机。本文对华侨农场城镇化路径选择进行探讨,希望能可以为华侨农场经济的搞活提供理论的依据,对广西的侨务政策的制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国家需求、治理逻辑与绩效——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政策研究

论文梳理了中国政府在设立归难侨的安置制度以及制定相应的华侨农场政策中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政府对华侨农场及归难侨的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设立之初强调"政治任务",到体制改革后注重"经济发展",再到后来对"社会和谐"的重视。华侨农场的设立具有安置归难侨、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属性。但是,政府对华侨农场以及归难侨长期的特殊照顾导致了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出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归难侨生活的目标,政府对华侨农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政策给华侨农场及其社区内的归难侨群体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冲击,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张力的两难。国家的这种二元需求与社会结构、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互动,共同影响了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治理政策的变革轨迹以及治理绩效。     

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的内容,选择粤海湾华侨农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社区"概念,以归侨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理论视角,从多元社区的形成、归侨文化与认同意识的形成、归侨认同意识的动态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了归侨社区内部高度复合性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     

《中国华侨农场史》出版发布会在京举行

正2018年3月1日,由中国侨联与国务院侨办联合推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负责组织协调编纂,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海南、江西、吉林七省区侨联及84个华侨农场参与编写的《中国华侨农场史》出版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出席并讲话。乔卫副主席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中国华侨农场史》全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关心、帮助归难侨的历史;全面记录了广大归难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改革史与成就史;全面体现了做实做细华侨华人研究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关于古镇文化的印象和思考

古镇是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社区,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功能。中国古代发达的小城镇和城一镇一乡社区体系的形成,植根于这个东方大国和文明古国的基本国情和宏观历史环境,而每一个古镇又以自身特有的地理区位、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为依据,因而形成自己独具的特色。古镇在历史上各有其兴衰起伏的命运,特别是进入近现代,更经历了沧桑巨变。现存的保存基本完好的古镇已经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和稀缺珍贵资源。为了保护古镇和开发旅游,必须对每一个古镇的历史文化作全面深入的发掘和研究,真正揭示它的特色、精华、价值和魅力所在。     

桂林华侨历史学会成立

桂林华侨历史学会于1987年7月14日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来自桂林地、市的43名会员参加了大会。大会推选陈伟芳为会长,郑浪平、杜剑宣、苏成耀为副会长。学会拟定着手编写抗日战争时期,归侨在桂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的事迹;编写桂林华侨农场发展史:搜集和整理李宗仁、白崇禧家族族谱,以及他们在海外的家     

新时期中国基层博物馆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在探讨中国具有现代意义博物馆事业百年发展历史中,应该重视中国基层博物馆在社区文化中的作用定位。因为基层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其占博物馆总数中的绝大多数,又是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笔者通过初步分析我国基层博物馆的历史和现状,试图探索基层博物馆在保护社区特殊身份和人类共同遗产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积极应对在多变的世界中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让人们更好地关注中国基层博物馆的发展,促进我国博物馆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近些年来,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区域经济和满足社会的旅游需求,历史文化保护区(尤其是古城镇、古村落等)纷纷进行旅游开发,演化成旅游社区。社区居民以资产、人力资源、社区文化等不同的社区参与要素参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旅游开发,获得不同利益,形成三种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论文在对三种参与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历史文化保护区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思考并探讨其解决的途径,提出应激励投入增大总效用、认定和提高社区居民的分利能力以及构建"社区参与"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

本文选择华侨农场和生活在农场里的归侨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 ,通过参与观察及口述访谈 ,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归侨的认同建构。本文提出 ,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 ,“归侨意识”始终贯串着归侨的集体记忆 ,认同建构是情景性的 ,流动的 ,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 ,达到反思移民安置与地方融入这一社会现象的目的。对移民的安置不但是提供物质性安排 ,更重要的是营建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使移民与安置地尽快融为一体 ,共谋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

介绍了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和关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的几个统计数据;简述了国家领导人有关侨务工作的论述及建国以来主要涉侨法律法规,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出入境情况及国家出入境政策的改革完善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分析;并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捐赠,和平统一活动,华侨、归侨、侨眷的参政议政等方面阐述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关系,认为"合作双赢"是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主旋律。     

日本神户华侨华人研究史概论

神户华侨华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1970年代初以前是起步阶段 ,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是进展阶段 ,1990年代是重要发展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 ,随着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变化 ,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从学者的个别研究发展到设定课题的专题研究 ,并进一步扩大到共同研究和国际交流 ;研究领域从历史学扩展到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今后的研究重点应加强对社区与区域、新老华侨、日本与其他国家华侨的比较研究 ,加强从移民角度及地域特色角度研究华侨文化及其变迁 ,加强对新华侨问题的研究。     

不藉秋风声自远 披肝沥胆为“侨学”——周南京教授学术成就述评

论文简要介绍了周南京从印尼归侨到北京大学教授的成长经历,概述了其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并归纳了其主要学术观点：华侨华人称谓是科学的提法;华侨华人历史四阶段分期说;海外华人双重国籍主张错误说;提倡海外华侨华人与所在国主流文化和民族融合;经济矛盾是国外排华问题的根源说;不赞成＂华人经济＂与＂大中华经济圈＂的提法等,周南京教授孜孜不倦、潜心治学的事业精神,科学严谨、独立思索的治学态度,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与借鉴。     

The Turtle Garden: Tan Kah Kee’s last spiritual world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diasporic subjects in China’s heritage-making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Turtle Garden built by Tan Kah Kee in Xiamen, China. Tan is the first person with Overseas Chinese background who built museums in the P.R. China 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Overseas Chinese patriot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urtle Garden, conceptualised as a postcolonial ‘carnivalesque’ space, is more than a civic museum for public education. It reflects the owner’s highly complex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museum outlook embedded in his life experience as a migrant, his encounter with (British) colonialism in Malaya, and integrated with his desire and despair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building project in the 1950s. Rather than a sign of devotion to the socialist motherland as simplistically depicted in China’s discourse, the garden symbolises Tan’s last ‘spiritual world’ where he simultaneously engaged with soul-searching as a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alternative diasporic imagining of Chinese identities and nation. It brings to light the value of heritage-making outside centralised heritage discourses, and offers an invaluable analytical lens to disentangle the contested and ever shif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sporic subjects,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ion-(re)building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beyond.     

海归的适应策略研究：学院派的案例分析

文章在对部分海归”学院派”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习性”和“场域”的分析工具,解析了海归“学院派”归国后的不同心态和不同适应策略的选择。得出结论,“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习性”和“场域”概念也是影响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深层文化认同的非同一性、生活表象与意识深层的非和谐性等复杂的文化意识构成他们独特的行为表象。这些行为表象是其长期海外生活学习所形成的个人“习性”的体现。透过这些表象了解他们的“习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深入了解他们归国后所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     

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网络

以近代日本在成为亚洲主权国家过程中经济方面的经历为线索,将居住在神户的华侨和印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侨通商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1940年后衰退的原因;简述了30年代起印侨通商网络的显著发展;揭示了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亚洲华侨、印侨通商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