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德治建设的困境及实践路径——基于全国24省211村3133位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德治纳入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中,不仅是农民的情感支撑,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德治建设有助于价值体系的重塑,增强新时代乡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村民的自觉参与意识,为乡村振兴集聚人、财、物等发展要素。新发展阶段乡村德治面临建设力度不够、内生动力缺失、成效难以落地等困难,这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新德治宣传力度并加大德治文化供给、挖掘优秀文化的积极因素并重塑乡村德治价值内涵、激发多元德治主体的活力、构建多重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德治的成效,实现乡村道德伦理体系的转变,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地方高校"双创型"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是根本.从培养"双创型"乡村旅游人才的重要意义出发,重点剖析地方高校在培养目标、课程建设、资源供给、激励保证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满足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需求,明确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树立"双创"教育理念,改革"双创"教育模式、打造"双创"教学团队,整合"双创"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史志功能探析

以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史志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村史志是乡村治理专属的文化资源。编修村史志,可培育村民自觉,激发村民自治意识;善用村史志和村规民约,夯实乡村法治基础;挖掘村史志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德治促进乡村和谐。用心编好村史志,充分用好村史志,尊重乡村文化之魂,促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体系真正植根于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稳定基础。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乡村振兴中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的国情发展,为着力破解当下我国农村治理困境,引领"三农工作"改革,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具体内容作为研究背景,阐述了研究意义.从乡村振兴和基层有效治理入手,将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划分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两部分,主体性方面是从基层治理的三大主体展开论述的,即基层政权组织、...     

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是一个相互形塑和建构的过程,揭示两者的互动机制对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经历了农业生产空间、农旅并存空间、旅游消费空间的演变过程;村民角色从"农业生产者",经不同转型轨迹,归于"旅游从业者"角色。权力、资本和市场等主体对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对村民角色扮演提出新的期望和规范;村民主体的微观权力、资本积累、个人技能、个人观念影响其角色扮演与空间适应;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使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会产生民宿空间分异和乡村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     

党建工作统领下群众"停车难"问题的破解

"停车难"问题的成因在于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性与基层群众停车需求之间的客观矛盾."停车难"问题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切实解决"停车难"问题,有助于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和城市形象.以党建工作为统领解决群众"停车难"问题,能够拓展党建工作功能、推动党建工作创新以及评估党建工作实效.以党建工作为统领,能够为"停车难"问题...     

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目标。必须让法治凝聚农村社会共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破除阻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既要注重制度自身的完整性、体系化,又要注重制度的更新和发展。规范和完善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使村民参与有序,理事有章,办事有据,走法治化道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土特产开发与服务策略 ——以青海省互助县麻吉村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创新乡村旅游土特产开发和提升服务水平,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产业兴旺、村民生活富裕两个重要任务的主要方式之一.青海省乡村旅游发展迅速,但乡村旅游土特产的开发和周边服务却相对滞后,因此丰富乡村旅游土特产种类、完善周边服务和提升旅游土特产消费满意度成为新的关注点.本文通过对青海省互助县麻吉村油嘴湾乡村旅游点...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

乡村振兴不能回避资本，然而资本下乡会改变乡村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善用资本以实现乡村善治成为一个难题。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Y村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深度剖析资本介入后村庄治理主体的关系转换和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并揭示资本介入后乡村善治面临的难题。文章认为，市场资本介入乡村重构了空间生产主体，并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空间形态。新空间形态进一步形成了新社会关系网络，新社会关系网络在市场资本的助推下稳固，并逐步将村民主体排挤出村庄，导致资本下乡后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凸显。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发挥资本的触媒作用；维持政府公正性角色，保持乡村空间正义；明确村民主体地位，鼓励村民作为村庄营建的主体；强化集体力量，保持村集体对空间的有效控制权。     

农民公共精神培育与现代乡村治理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对于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促进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进而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产业发展、环境改善、民主治理,还是乡风文明、共同富裕,都亟需加强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当前农民公共精神缺失使得乡村治理面临挑战,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实现。本文通过总结和分析农民公共精神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提出从核心价值培育、外部制度嵌入、内生动力激发三个方面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     

浅析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

中国是一个农村广布的大国,对其治理的效果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没有达到和形成预期的效果的局面。引入"社会资本"的研究概念,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为乡村社会的治理提供多元模式与资源,更好地促进其发展。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成都乡村旅游产品分析及开发策略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成都地区就已成为中国乡村旅游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乡村旅游业的需求和定位也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近年来,乡村旅游市场发展迅猛,涌现出大批乡村旅游接待点。但由于专业经营管理和市场理念不成熟,乡村旅游市场在产品开发、服务质量、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从成都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角度着手,以文化提升、整合提升、体验提升和服务提升策略进行乡村旅游产品提质升级,保障乡村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在传统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对其治理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在农村活动中实现全面覆盖,对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价值导向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综合探究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振兴的具体实践策略,希望能够有效推进我国现代乡村文化发展.     

乡村治理视角下“第一书记”驻村扶贫研究——基于S省Z县的实践调查

第一书记是乡村治理的外在领导力供给。针对当前第一书记扶贫工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提高第一书记的领导力水平,提升领导力资源对乡村治理和精准扶贫的绩效;另一方面要重视制度建设,实现农村领导力的内生性供给,为贫困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可持续性基础。     

乡村旅游社区综合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板块,其能够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社区在乡村旅游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会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成效,只有开创出适应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方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此,本文先指出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的困境,然后阐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机制类型,最后积极探索乡村旅游社区的治理路径,包括法制体系创建、社区利益共享、社区参与主体优化、居民素质提升、当地资源开发等,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微度假"背景下当代北京大学生乡村旅游的行为意向研究

当代大学生有独立意识,生活费来源单一,求知欲望强,旅游注重实际、讲究性价比,研究当代大学生行为意向对于未来旅游市场需求预判、旅游产品的适应性调整具有导向性作用.本文以北京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京郊乡村为研究目的地,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价值感知"和"风险感知"五个维度设计态度量表,通过201份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一手数据,使用EXCEL和SPSS统计分析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对乡村的出游意愿比较强烈,一般会选择在假期和同学朋友或家人一起出游,游玩时间一般在2天以内,总体消费能力有限.市场中现有的旅游产品与大学生的需求和消费水平匹配程度不高,大学生是否体验过乡村旅游、生长在农村还是城市都会影响其旅游意向.另外,大学生对京郊乡村旅游整体期望值较高,但目前的乡村旅游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民宿收费高、基础设施不完善及文化体验性不强等,这些都会影响大学生乡村旅游的积极性.     

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移民治理中的应用及影响

论文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移民领域中的应用场景和人工智能对国际移民治理的影响与挑战。认为作为当代社会核心技术的缩影,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移民各个阶段和领域应用普遍,如移民流动的预测管理、自动化决策、身份识别、机器学习与匹配、情绪分析、边境监测及机器人技术等场景。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与创新,驱动着国际移民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变革与转型,也将从治理主体的能力代差、治理过程及结果的公平性和治理规范等方面对国际移民的治理体系产生一定冲击。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国际移民治理带来的影响,反思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有助于为中国在国际移民领域发挥技术治理的正向循环作用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