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密晤美军政要员的回忆

我曾在1951—1956年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蒋介石在此期间接见外宾时，只要他们说英文，十之八九由我充舌人，后来我出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及“外交部次长”时，偶然也被蒋介石指定做翻译。兹凭记忆所及，并参考美国国务院近年之解密文件，摘记几次重要会议如次：     

蒋介石的英语水平

蒋介石虽出身行伍,却热衷于“外语”。早年的蒋介石会说日语,对俄语也略知一二,可惟独不懂英文。其实,在蒋介石心中一直对英语有种向往与敬畏,虽然不懂,但无可否认他一生都和英语在打交道。虽然自己在英文上未有建树,但在其夫人的影响下,努力培养自己的子女学好英文,也算是了了他的“英语情结”。 蒋介石年轻时曾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蒋介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在香港的时候,蒋介石携“当时的夫人”陈洁如拜访当地著名侨界绅士李时敏。李时敏在带蒋介石到各处游览的同时,还教授他和陈洁如学习英文。但此时的蒋介石,还没有认识到作为国际标准语——英语的重要性。     

刘文典挨打

国学大师刘文典一生恃才傲物,从不轻易屈服于人,曾因“言语顶撞蒋介石”而轰动一时。但就是这样一位不畏强权的怪杰,一生中却有一次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棍棒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     

杨杰惨遭暗杀真相

蒋介石为何要暗杀杨杰 1946年冬季的一天下午,蒋介石把“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叫到南京“总统府”,吩咐道：“你必须派最得力的人监视杨杰,及时将他的活动情况向我报告。必要时,将他秘密干掉!”     

蒋介石挨骂

蒋介石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数十年,竟然几次当面被骂。 一、刘文典骂蒋介石“新军阀” 1928年11月29日,蒋介石为学潮事召见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要他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文典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四渡赤水

一中央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的方针是“围追堵截”,企图歼灭我中央红军。我军进至湘东时,就知道蒋介石在湘江计划“第四道封锁线”,布置了一个“大口袋”,要围歼我军。这时毛泽东提出意见不进这个“口袋”,而是集中力量向敌人没有准备的长沙进击,以打乱蒋介石的整个计划部署,到时依照实际情况,西进湘西或回江西苏区。“左”倾冒险主义者不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错误地指挥中央红军进入“口袋”,造成严重恶果。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损失五万余人。我中央红军在从广西向湘西二、六军团会合的前进道路上,蒋介石又布置了一个“口袋”,在这严重…     

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由于周恩来的倡导,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毛泽东对谈判曾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以求“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在周恩来的劝阻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次谈判为抗战胜利后的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作了铺垫。请看《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一文。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一文的不同意见

贵刊1999年第2期发表了毛磊、罗辉权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的文章.笔者很快被这篇文章所吸引.作者在文章中说,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读毕该文,笔者不能同意该文作者所提出的“六次”观点.其理由是必须界定中央红军、红军主力或陕北红军称谓的差别,弄清楚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阎锡山三到溪口

浙江奉化溪口镇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故乡。蒋介石有很强的家乡观念,发迹后虽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但来家乡的次数依然很多。得意时回乡,荣宗耀祖;失意时回乡,谋划再起;生日回乡,名日“避寿”;清明回乡,祭扫祖宗。正由于蒋介石频频回乡,所以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多曾来溪口“朝拜”。据已有资料记载,被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曾经三次到过这一地图上并不显眼的集镇,从中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蒋阎关系。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另类别称

常凯申原来是蒋介石 现在的一些历史爱好者经常称呼蒋介石为“常公”,令不少人费解。其实这个“常公”全名叫常凯申,蒋介石这个别致的雅号来源于一次翻译的失误。     

“华中剿总”副司令张轸起义始末

蒋总统八次电催 张轸勉强出山 １９４７年８月,人民解放军飞渡黄河,跨越陇海铁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推进。蒋介石为维持那风雨飘摇的政权,急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在河南漯河设立“前进指挥所”,调集兵力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蒋介石再也顾不上与张轸的新仇旧怨,任命张轸为“前线指挥所”指挥官。 然而,张轸清楚意识到蒋介石的用心,坚持不就。后来,蒋介石一连八次电催,最后还是在程潜的力劝之下,才勉强到任。 张轸与程潜除了是上下级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生死之交的朋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     

张学良渴望访问大陆

他坐在椅子上,把身倾前,诚恳地说,“甚至‘张学良’这个名字──我也不想要!我不想做‘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老百性,自由自在地做我想要做的事,我不能接受每一个人的赞誉。” 1936年,他参与改变中国历史,发动了“西安事变”。他释放了蒋介石,并与蒋介石一起,乘飞机回南京。他从此受到软禁,销声匿迹半个世纪。 张学良在解释他决定接受惩罚时说,“我是个军人,有上级也有下属。这是造反的行为.我必须对此负起责任,我曾准备被枪毙。” 去年张学良90岁生日时,他是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与敬仰他的人士在台北一家酒店庆祝寿辰。他的行动…     

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入侵的日军不予抵抗,全国民怨沸腾,终至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对蒋介石实施兵谏。后经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等进行调解,“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后经谈判,逐渐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渐趋明朗。蒋介石即着手举办“庐山暑期训练团”,调集全国党政军学中级以上人员,进行战备训练。其时我任山东临淄中学训育主任,亦被调参加第2期受训。 1937年6月下旬,我们山东被调训人员齐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蒋介石与日本的暖昧关系

前不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圉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办,这是大陆第一次以蒋介石为对象的国际研讨会。浙江大学特别成立“蒋介石研究中心”,由陈红民教授担任主任。浙江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蒋介石的后半生》,是该中心的一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导演的一场“空城计”

1948年秋,正当我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役,华北军区部队在太原、察绥地区开展秋季攻势之时,蒋介石趁我后方空虚,调兵遣将,意欲突袭石家庄,一举“捣毁中共统帅部”,扭转败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导演了一场兵不厌诈的“空城计”,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时为新华社记者的解力夫对此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     

一封密电与92万两黄金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惯例,失败者可以以“出国考察、休养”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当李宗仁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介石时,遭到了蒋介石“追随总理革命多年”、“现在仍为国民党总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一类的“严辞”拒绝。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养。     

黄公略的最后岁月

惊心动魄的最后时刻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调集30万人马,亲任“剿共”总司令,于6月22日下午窜抵南昌,坐镇指挥第三次“围剿”。7 月1日,蒋介石向“围剿”军下达总攻击令,各路国民党军长驱直入,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