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妥协：“光荣革命”确立议会主权过程探析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历来被看作确立了议会主权,但欧美学界对此有争议,国内学界则没有详证确立的过程。事实上,1688年底奥伦治·威廉进入英国、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后,政治精英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是否变更政治制度的局面。在随即召开的"非常议会"中,对革命解决持不同立场的威廉派、托利党与辉格党展开了博弈,三方最终因革命解决的现实需要达成妥协,以一种不易察觉到变革所在的方式确立了议会主权。随后三方又在王室收入问题上展开较量,达成了延迟解决的妥协方案,进一步保障了新生的议会主权。     

从“蚁族”等词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蚁族"群体尴尬的生活现状备受关注,本文从分别从对"蚁族"概念的界定,试图勾勒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窘迫的现实社会图景,并分别从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视角,动静态结合分析"蚁族"存在的社会原因及这一群体的发展困境。     

晚清中国"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考析——以辽南安东为典型案例

"约定自开"商埠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埠类型,本身既有"自开"的因素,又有"约定"的成分,似乎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史学界对其属于何种开埠方式,历来争议不断。开埠方式的判定应遵循条约规定与开埠实践相结合的双重标准,由于不平等条约并未明确规定中外在"约定自开"商埠的权利与义务,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就成为判断其开埠方式的主要依据,可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归属、关税主导权、租界问题三方面入手进行全面考量。安东作为该类商埠的典型代表,是中美商约谈判相互妥协的产物,依照上述标准可判定其开埠方式为"自开"。这为其他"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的判定提供了合理模式,即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模式。对"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进行考析,可从侧面反映出该类商埠的殖民程度。     

《晋书》《隋书》《宋史》天文志勘误一则

正《晋书·天文志》:"轩辕十七星……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也;后妃之主,士职也。"~(1)《隋书》《宋史》均作"士职"~(2)。"士职"与后妃、黄帝均无关,有误。郑樵已经发现"士职"不正确,其在《通志·天文略》中,将"士职"改为"士女职"~(3)。士女可指贵族妇女,与"后妃"一词相合,其意可通。胡三省又改为"女职"~(4),虽亦可通,实际距离其本来面目越来越远。"士职"当为"土职",形近致误。理由是:第一、黄帝土德,轩辕十七星是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环境发展研究——以扬州“双东”历史街区为例

生活环境作为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形塑产物,是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内容。旅游开发为历史街区发展提供了一种现代途径,也干扰历史街区的空间转变。旅游影响对居民生活惯习的介入效应调整旅游历史街区生活环境的存续-发展结构。扬州"双东"历史街区旅游发展对生活环境具有较大影响。居民围绕生活环境质量和旅游支持性形成三类亚群。旅游影响以不同方式介入居民生活环境,应结合具体情况确定生活环境维护导向。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发展诉求、生活环境整体转变与街区居民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是维护"双东"生活环境遭遇的现实困境。     

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及其困境探析

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通过政论时评积极宣扬其政治理念,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观、法治观、渐进改良观、精英政治观等,不过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和政治理念本身的软弱,最终导致现代评论派陷入"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的成因和表现,以及其政治理念所面临的困境,将有助于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文化,为探究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提供一个入手的角度。     

19世纪英国城市的新鲜空气诉求

对新鲜空气的诉求是19世纪英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环境诉求,由房屋通风滞后、对空气与健康关系的新认知以及瘴气致病理论等因素而引发。诉求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改善房屋的通风环境,二是消除开窗通风的思想和制度障碍,三是在城市煤烟污染的现实困境下借助空气商品、到乡村呼吸新鲜空气及保护与建设"城市之肺"。这些方式既是应对空气污染的手段,也是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的举措。从环境史视角探究该问题,有助于揭示19世纪英国人空气认知观念的演变历程,丰富空气污染史、公共卫生史的相关研究。     

“富二代”接班

"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是一个令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羡慕、妒忌却所知甚少的特殊群体。他们在物质上的极度富足,精神上又背负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渴望被父辈和这个社会所认可。他们渴望自由,又常常妥协和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之间。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街道体制改革及其取向——基于政治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审视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转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困境与矛盾的"倒逼"下,街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其行动逻辑及目前改革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从集权与分权、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条主线与三个向度进行审视,意欲提出今后街道体制改革的一种价值与路径取向。     

简论法国绥靖政策出台的缘由

法、德两国是世仇,法国为确保自己在一战后所确立的优势地位,执行对德强硬政策。随着时势的发展,法国陷于自身的困境：财政困难,经济低迷;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英国外交的掣制以及国内和平主义思想盛行。法国最终选择一条谋求同德和解、妥协的外交路线,尾随英国执行绥靖政策。其结果是害人又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传统文化“亲情教育”模式探讨

彻底改变改政治课"说教"的尴尬现状和困境,出路在于构建互动的"亲情教育"模式,始于与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落脚点在于把教学变成"砥砺智慧"的智力体验,让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和学会反思。     

秦汉刑徒兵制与谪戍制考辨

秦汉时期与以罪人为兵相关的制度有两种,一是谪戍制,二是刑徒兵制。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三:其一,被谪戍者和刑徒兵的称谓在文献中有严格区分,前者常被写作"谪徒"、"适卒"、"谪卒"等;后者常被称作"弛刑士"、"施刑士",有时简称为"弛刑"、"施刑"。其二,谪戍是司法判决的结果,属于一种刑罚,而发刑徒为兵则是皇帝诏令的结果,是对已判决罪犯服刑方式的一种变更。其三,二者实施的对象不同,谪戍的对象包括亡人、罪吏、盗贼等有罪者以及赘婿、商人、闾左等"贱民",还包括称作"诸疑罪"的犯罪嫌疑人;而刑徒兵则由弛刑徒组成,包括判为城旦、鬼薪、隶臣、司寇等刑徒,判处枭首、腰斩、弃市等的减死罪囚。滥发谪戍体现暴政,发刑徒为兵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宽宥。     

“牛缰绳”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的中国乡村映像(1950-1953)——以山东郯城县相关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朝鲜战争爆发后,陌生的朝鲜、强大的美国和恐怖的战争、不知不解的抗美援朝,构成了中国乡村百姓的基本认知反应。由于抗美援朝宣传与动员参军一起来到乡村,在乡村百姓的认知所及,就形成了"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动参=战争"的连环公式,这一公式在现实中落实为乡村百姓对战争的排斥与恐惧。于是,乡村百姓基于生存本能的认知与行动选择,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强势渗透与现实工作技术调整,乡村干部在完成上级任务中的上下周旋与小动作,乡村传统逻辑对国家权力的肢解与扭曲,等等,勾勒出朝鲜战争期间动参运动的乡村万象。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既呈现为相互的博弈,又呈现为彼此的妥协,其结果绝非或"堂皇"或"灰暗"的简单线条,而是台前加幕后的多重历史映像。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辛亥时期革命派在废约问题上的妥协成因再探

辛亥时期革命派在废约问题上之所以形成妥协,与其废约须先反满的认识、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文明排外的理念、文明国家的理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庚子之后中外条约关系的强化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派对不平等条约的承认,既是不得已之举,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革命派的妥协,既要予以历史的同情,又应看到其失误所在。     

萧散清逸 神韵淡远——査士标山水册赏析

<正>査士标(1615~1698年),字二瞻,号梅壑散人,懒老,明末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新安画派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一位遗民诗人。他与同乡的弘仁、汪之瑞、孙逸画名相齐,世称"新安四家"。新安画派以学倪瓒为主,而査士标在此基础上参入米氏、董其昌笔意,旁涉诸家,同时又注重写生,形成了荒寒淹润而又放逸的画风,树立了当时画坛的一面旗帜。     

魏晋时代与明代中后期士人心态比较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简单的国家行政机构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时局,这就需要大批有才华的平民通过其他方式成为"士"阶,参与国家机器的管理运作。所以"士"作为贵族与庶人上下汇流之处,人数不断增加,这就成为其兴起的必要条件。同时随着争霸战争的持续,各国统治者都意识到需要招纳在学术领域有影响力的人进入朝廷,来增强自身的政治号召力。这样,平民凭借文学晋升则成为一种风气。"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赋予了士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阔的舞台,使得他们可以周游列国,陈述时事,大展抱负。     

离开俄罗斯，能去哪儿？

害怕、想离开而又无法离开，这是乌克兰的现实困境。而对如今已经成为独立国家的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来说，这样的困境同样存在     

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

名士既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是知识人群体的一部分,又是"士"阶层中一个特殊的分层,是士风、士习演进的必然产物。明代名士源头有二:一是魏晋名士,二是以苏东坡为典型的北宋名士。明代的士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好名、重名的风气,进而出现了名士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社会群体。若是简单加以归类,明代的名士可以分为山人名士、文社名士、讲学名士、帖括名士、释中名士、闺中名士六种。明代名士具有求名邀誉与藉名求利两大特点,进而形成独特的名士风度:言谈上,崇尚清谈,喜好雅谑;举止上,狂简、任诞,对晋人风度多加推崇;性格上,多有癖性,如好佛书、红裙,薄宦情;生活上,更是日趋随意化及精致化。     

调和与共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形成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在所有的美国宪法条文中行文奇特,模糊不清,从而给解读带来世纪难题.在"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归属上,就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解读方式:"公共权利说"和"个人权利说".事实上,第二修正案和其他修正案一样,也是谈判、妥协和利益平衡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它是古典共和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的调和与共融;再者就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相互调和与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