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区域经济绩效:比较独立后马来西亚和印尼经济绩效差异的制度原因

诺思教授认为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他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引入新经济史的分析当中,构建了制度变迁理论,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个方面去分析国家和区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差异。本文将主要基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相关理论,来分析马来西亚和印尼经济绩效差异的制度原因。     

1978年以来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以苏南为例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理论的创新、各种团体或个人的泛利性以及文化因素。苏南地处东部发达地区,在农业制度变迁和探索农村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对苏南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具有显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浅析晋商制度配置

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制度作为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也日益引起经济史学家的高度重视。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从制度变迁、制度的系统性和开放性、制度耦合和制度真空等三个方面对晋商制度配置进行简要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初论

在市场机制下,城市区位和个人经济能力将对社区变迁起主要作用。城市社区变迁使社区阶层分化加速,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深入分析城市变迁原因和社区阶层化趋势关系,寻找相关对策,有助于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     

日美芷业改量的比较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是企业改革的基本理论,本文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对日美两国企业制度改革进行比较分析,随着世界经济环境、国内经济状态、企业经营状态以及经济思潮等因素的变化,日美两国先后开始对国内企业制度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涉及企业所有制、企业雇用制度等方面.日美两国企业制度改革有不同的特点,并在企业制度的具体形式、企业劳动生产率、企业国际地位、国民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有不同的绩效表现.     

日美企业改革的比较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是企业改革的基本理论,本文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对日美两国企业制度改革进行比较分析,随着世界经济环境、国内经济状态、企业经营状态以及经济思潮等因素的变化,日美两国先后开始对国内企业制度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涉及企业所有制、企业雇用制度等方面。日美两国企业制度改革有不同的特点,并在企业制度的具体形式、企业劳动生产率、企业国际地位、国民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有不同的绩效表现。     

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民初国会失败原因再探讨

民初建立的包括国会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模式的成败取决于提供制度变迁的权力主体是否具有权威和理想。这一制度第一供给主体是南京临时政府,他们有理想但缺少权威,第二供给主体是北京政府,他们有权威但无理想。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生活中限制个人独裁、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措施,就无法成功地在中国运行。制度需求的缺失也是造成国会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旅游制度变迁:基于系统科学视角的研究范式与理论研究体系探讨

现阶段旅游制度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很难辨析旅游制度变迁理论及其个案论争,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深入研究旅游制度变迁背后的运行机制及其规律性,从而无法形成理论研究体系与范式。有鉴于此,本文以系统科学、博弈论思想为指导,在明晰旅游制度及变迁涵义的基础上,尝试探究旅游制度变迁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其内容包括:①概念界定:将旅游制度界定为一个制度主体之间关系耦合的复杂系统;②研究范式:提出旅游制度变迁研究需摒弃新古典经济学所秉持的"完全理性、均衡、静态制度观",转向一种"有限理性、动态、演化的制度观";③理论研究体系:分析旅游制度变迁动力、变迁机制与规律,构建旅游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体系。     

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变迁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太平天国时期,曾出现过女营、女馆制度,随着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这种制度也经历了从女营到女馆制度的变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历史上的这一制度进行分析,分析其变迁的原因,说明制度创新与存在必须与非正式制度和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容。     

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社会成本分析

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和转轨过程已历经有年。各国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的同时 ,也都或多或少地为经济转轨付出了社会成本。在某些国家 ,这种成本是非常沉重的。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 ,是人们十分关切的问题。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成本理论为基础 ,对不同国家经济转轨成本的特点、原因进行一些分析 ,并对如何采取恰当的对策 ,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 ,提高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 ,提出一些看法。一、如何认识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     

行政区划变动与城市群结构变化研究——以宁夏中北部城市群为例

本文以宁夏中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由于行政区划变动致使原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所形成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而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的正负向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背景下,行政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必然会向经济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转变,这一过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来说必须科学而慎重。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同演化分析——以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结合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30多年的纵向发展演化实例,探讨了农业产业集群内部微观基础(农户、企业)、中观尺度的产业网络和宏观尺度的外部环境(制度、技术和空间)如何共同演化并决定着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变。研究发现:①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其内部基本行为主体农户与企业、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地域空间的演变具有协同作用、共同演化,特定的影响因素与集群网络交互作用形成了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②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网络、技术、空间和制度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协同演化特征,微观主体的组织创新是对宏观环境变化的适应,宏观环境变化及地域空间演变是微观变化的综合。③在培育农业产业集群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个别农户和企业的成功示范,又要重视地理邻近效应对整个产业网络、技术、惯例形成和空间再造的作用。本研究结论对于农业产业集群的管理实践和集群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城市单位制研究的一个新框架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在城市构建中通过管理和控制人力及物质资源以实现共产主义和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基本工具,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和转型的历史过程。单位制研究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成果丰硕,但相对制度性研究,空间性和社会性研究还比较薄弱,实践性研究更加匮乏。提出将单位制研究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时段背景中,从单位化、去单位化和新单位主义三个阶段和单位的制度性、空间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四个视角展开。三个阶段分别对应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的30年和今后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制度性研究包括制度思想、构建逻辑和制度体系三个方面;空间性包括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社会性包括社会结构、社区发展和个体历程;实践性包括社会重建、旧单位改造和新单位规划。     

"空间剥夺"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以吉林省中部地区为例

本文以"核心—边缘"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实证区域的特征,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剥夺"问题。指出县域经济"空间剥夺"具有空间性、持续性和综合性特征。将其作用机理概括为三个方面:县域经济发展要素的"极化"效应,制度因素的作用和核心城市产业的空间侵占。指出空间距离,核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规模对"空间剥夺"的强度和作用机理产生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吉林省中部地区存在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区域。其形成与"空间剥夺"有直接关系。本文还探讨了"空间剥夺"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提出培育与区域特征相协调的主导产业,遏制发展要素的"逃逸,"并适时调整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完善与县域经济相适应的金融系统等建议。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ity-regions

A world-wide mosaic of large city-regions seems to be over-riding (though is not effacing entirely) an earlier core-periphery system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The economic dynamics of these city-regions are analysed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ways in which they tend to generate increasing-returns effect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local producers. The managerial tasks that these city-regions face raise many new issues about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the interests of social order. These issues lead on to further questions about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global mosaic of city-regions as well as in the new world system as a whole.     

断石村社区旅游:契约主导型社区参与及其增权意义

以广东丹霞山断石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旅游发展成熟阶段,非少数民族、景区依附型乡村社区旅游参与模式及其增权途径。研究发现,断石村在依靠丹霞山景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历程中,自下而上地自主构建了基于契约平等观的民主村治制度、土地征租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并基于契约信守观自主执行了这些制度,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了外部干预和内部冲突,确保了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基本实现了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为我国社区旅游实践提供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契约主导型社区增权模式"。研究指出,断石村自我增权是嵌入于社区外部的和内部的双重制度环境下的行动结果,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以强化制度的强制性和制裁性,构建旨在促进社会增权的新制度,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Judging governm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ABSTRACT

The macroeconomic theory of judging contends that when justices on courts of last resort consider cases involving their governments and economic issues their voting behaviour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Using decisions from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from 1970 through 2018,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oth economic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inflation and the GDP growth rate, and the partisan identity of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affect the Commonwealth’s probability of winning economic cases. The High Court’s behaviour is consistent with an institution that is part of the national policymaking system and is responsive to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六个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相继经历了萌芽、受挫、恢复探索、理论形成、体制建立、完善成熟等六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就开始了这一探索过程,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源头和起点;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尝试“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日益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说明了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