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沈从文的理性意识

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其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浪漫情调。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在他艺术心灵的深处还埋藏着另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理性至上独立品格的自我。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他从文化反思、艺术创作乃至通过自身实践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进行了全方位的追思。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对理性意识的坚守对我们当今理性精神溃退的文学创作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论毕飞宇小说的自我拯救模式

毕飞宇是一位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作家。评论家们对其小说采用了多样的视角进行考察评论,多有收获。本文所探讨的,是毕飞宇以20世纪80、90年代的当代人为关注点创作的小说的自我拯救模式。这种模式是对个体命运的严肃思考,拒绝了欲望的迷惑,坚持从深层次凝视人性的困境,又让人们看到了个体的力量和人性的高贵。这种模式的当下意义在于,面对个性化和欲望化写作的泛滥局面以及对于人性的冲动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方向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应该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批判意识。     

迷失、拯救与超越——论凌叔华笔下的少妇形象

凌叔华是20世纪30年代初独自引领了一个派别的新闺秀派作家。她选取了封建家庭影壁屏风后的生活内幕,向人们讲述“五四”妇女之外的闺门故事,表现系列温婉女性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人际遭遇,形成了独特的女性角色人物画廊。尤其是通过少妇形象的塑造,既揭示社会角色对女性生存样态和心态的规定作用及强制效果,又为女性寻求拯救超越之途。     

拯救与逍遥——从贾宝玉论《红楼梦》的精神苦难

《红楼梦》里贾宝玉对众女儿的痴性至情为无数人言说,这个被称为“混世魔王”、位列“诸艳之冠”的宝玉,在现实世界的劫难中行走,看遍美好真性毁灭的悲剧,他是“现实世界中的怪癖之人,精神王国里的受难行者”。本文主要立足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内容,论述贾宝玉对世事“拯救不得,逍遥不忍”的精神矛盾,及其隐藏在为天下女儿“葬情”的痴性下,“成人与孩童”的角色挣扎,以此一探《红楼梦》言说的人类精神困境。     

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念，创作上以热烈的笔调肯定和赞扬了“湘西”世界的生命活力和激情，揭示了原始状态下的人性内涵，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一些后来的作家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沈从文作品中，美好的人性或人性美不仅具有独特的内涵，而且广泛在性爱与人性、道德与人性、社会与人性等多重层面上得到展开，具有多方面文化意义。     

论书法创作意识的倾向性——创作动机

书法艺术的创作一直以来是书法家所需要追求的书法创作的动机,也是基于艺术创作产生的,因此书法创作要与书法家的自身能力密切联系,书法家的创造能力和创造动机决定了创造结果的质量好坏,书法成品的质量与书法家的个性和修养也有一定的关系,不同的书法家由于自己不同的个性品质,决定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从而产生一些不同的创作需求,最终供给给自己的作品,而这其中的创作动机往往有一定的倾向性。     

拯救与救赎——先秦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比较

古希腊与先秦时代都孕育出自己美丽的神话,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熠熠发光。本文就先秦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特点作比较,分析了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不同的价值观。     

论沈从文小说中死亡意识的现实溯源

“死亡”是沈从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频频出现的死亡描写源于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体验。文章试从自卑情结不能释然、“希腊小庙”难以建构、美好人性无法延续三个方面来探究沈从文小说中死亡意识的现实溯源。     

如伺拯救初中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教育学家乌中斯基说：“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因此,要获得持久不衰的学习数学的动力,就要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     

《罪与罚》:人的生存悲剧与自我拯救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讲述了主人翁贫穷的年轻人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生存的重压下杀害了他的女房东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以及她的无辜可怜的妹妹后在善念的少女索尼娅的感化下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并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本文从小说出发阐述关于人的生存悲剧和自我救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了珍惜生活、热爱生活这条从生存的重压下完成救赎通向幸福的道路。     

论应用写作课教师美育角色意识的自觉

如何让应用写作课摆脱模式化教学,实施美育教学,是近年来学界集中探讨的途径之一。笔者从施教者（教师）角度出发,研究教师在实施美育过程中对自身美育角色意识的自觉认识、评价、体验和反思,挖掘教师美育角色意识的内涵和具体的表现形式,讨论此课程实施美育教学的必要条件和根源性问题。     

婉转附物,怊怅情切——论《古诗十九首》与诗人生命意识的自觉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学史上一组优秀的作品,这组作品凭借其独特的感伤情怀而备受喜爱,笔者认为这种感伤情怀源于诗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并且标志着五言诗创作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简论古罗斯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生

古罗斯的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基辅罗斯时期文化自觉意识开始萌芽,在莫斯科罗斯时期文化自觉意识正式形成,其标志为"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的提出。     

论日本国民意识演变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许多波动和曲折,其原因既有国际政治环境的因素,又有中日双方在实际交往过程中的政策和措施上的问题。而在各种因素当中,日本的社会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华认识的变化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影响和制约因素。本文仅以冷战后日本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与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为考察对象,从国际政治环境、社会体制、舆论的变化进行考察,并进而分析今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趋势。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音乐性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语言充满了音乐美,拟声词、叠音词的大量运用,韵律和谐的短句,质朴通俗的湘西歌谣,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从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对音乐性语言风格的偏爱和有意追求。     

试论沈从文创作中二元对立模式产生的根源

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二元截然对立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因为它在其他作家笔下较少出现,或不显明。那么它究竟缘何而生?文中指出这种独特模式的产生是沈从文基于自己的民族意识,从道德层面对苗汉两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并将这种比较在文学创作中加以投射的结果。     

关于文化研究的路向与转向问题的思考——从学者杨英法先生的专著《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谈起

当前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基本是"外向、具体化的路向",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杨英法所著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则开辟了文化研究"内向、深刻化的路向"。这两种路向具有明显的区别,不容混同,但毕竟又是互相依存、无法独进的。"外向、具体化的路向"居外居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居内居暗,二者互补共存、互促共进,共同推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当然,因为"内向、深刻化的路向"的研究明显不足,已出的成果在数量上与"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上的相比差距犹如天壤之别,需重点推进,着重加强。     

湘江流域汉语方言语音演变的趋势

湘江流域汉语方言之间的长期接触形成了区域内的共同特点,在语言经济性、音节结构简化的制约和驱动下,语音演变经历并继续发生着鼻音口音化、圆唇元音展唇化、复元音韵母单韵母化、后元音前化等种种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浅谈日本森林意识的历史演变

森林是人类的发源地,人类的一切生活源于森林,与森林紧密相连。尤其是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日本,可以说各方各面都体现着森林意识的存在。21世纪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森林数量都在大幅度减少,日本却依旧是世界上的森林大国。从日本森林意识出发,研究其民族的思想文化特点,以及文化的历史演变,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出发点。森林意识同时渗透在自然观中,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因此,本文通过对日本国民与森林相关的日常生活的介绍,以及日本的自然观等方面来阐述渗透在日本的森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