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史料一组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战时妇女运动的总机构,组织和领导了战时妇女工作,在香港亦成立了办事处,并于1939年改组,正式定名为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征募工作、慰劳前方将士、救济灾区难民,为抗战救国不遗余力。本组史料收录了抗战期间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章程、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捐输报告及其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之间的来往文书,对研究战时香港妇女运动有所裨益。     

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史料一组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下,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在敌后积极发动妇女从事抗日活动。为促进工作,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在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的条件下,努力与统一战线妇女组织和全国性妇女运动领导机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向其汇报工作并寻求工作指导。本组史料为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来往信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状况。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是抗战前蒋介石发动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这场以外文化而内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生活革命运动,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配合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和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是抗战前蒋介石发动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这场以外文化而内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生活革命运动,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配合国民政府进行抗日和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历经抗战前后的发展、演变和破产三个时期,持续十多年之久,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考察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阐析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和特点,评估新生活运动的实效和作用。一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新生活运动,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用所谓“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达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目标的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     

抗战时期的劳军运动

<正>抗战爆发后,面对国土不断沦丧及大量官兵为国捐躯,全国各界掀起了一场慰劳抗战将士的捐献运动,此类运动在政府及民间力量的动员下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它对于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公共意识”视域中的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

从1934年开始持续到1949年长达16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而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宋美龄的倡导与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研究新生活运动不能不提到宋美龄,而研究宋美龄也绕不过新生活运动。检讨目前关于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有的就整个长时段的新生活运动着手,描述她如何领导与推动这一运     

广西民团与抗日战争——从两份档案文献说起

档案文献说明:抗日战争爆发前,广西民团就发出了抵抗日军侵略的呼声;抗战爆发后,广西民团积极参加抗战。广西民团在抗战征兵、征工、保卫和巩固大后方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广西民团对抗战胜利所起的作用值得肯定。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     

新生活运动的“变奏”：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1935）

1930年代中期,浙江省的基层社会在新生活运动的名义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吸卷烟运动。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浙省各地停售、焚毁卷烟的事件频频发生,临安县甚至爆发了数千人聚众请愿、迫使外来烟商离境的集体性骚乱。浙江省政府不仅支持基层自发的禁吸卷烟运动,而且还向中央提议将之推广至全国。。然而,在国货卷烟广告的强大攻势下,浙江全省的卷烟消耗量仍位列全国第一,省内一些地方的卷烟销售量也不减反增。在这场禁吸卷烟运动中,浙江省的基层党政机关、浙江省政府,以及集中于上海的国货卷烟厂商,均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富有创造性地诠释和利用了这种资源,呈现出基层政权的自主性,各方基于利益考量的博弈,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与局限性,演绎出新生活运动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本文以1934至1935年在浙江省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数十种地方报刊,初步展现新生活运动推行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苏联方面采访宣传中国抗战情形相关函电

抗战爆发后,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道义等方面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持与援助。本组史料选自本馆馆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反映了苏联塔斯社、消息报及影片公司宣传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形,对于研究战时中苏关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

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刘萍抗战中期,从生产度荒中发展起来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简称妇纺运动）,不仅为根据地顺利度过灾荒起过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且把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推进到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妇运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历来...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霜重色愈浓——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文化抗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教育等机构相继迁渝。重庆成为精英荟萃之地。在国共合作抗战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应运而生。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推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成就了抗战进步文化的黄金时代。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     

宋美龄与抗战初期庐山妇女谈话会

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下,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出面,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妇女代表在江西庐山举行谈话会,共商发动全国妇女参与救亡工作大计。会议决定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女团体总机构,并拟订了一个《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这次集会对全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对其后妇女界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建构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

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以传统道德"礼义廉耻"为指导思想来改造国民性,希望达到复兴国家民族的目的。本文通过对抗战前后蒋介石对"礼义廉耻"两次建构的分析、相应新运工作概况及各阶层对新运态度的探讨,说明国民性的改造难以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达到预期效果。     

1930年代中叶乡贤推选活动考论

1934年,在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不久,蒋介石在南昌发布通令,要求各省分别推选历代乡贤,报送中央,作为本省楷模.这场乡贤推选活动以激发民族精神和增进国家认同为宗旨,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统一价值信仰的重要举措.活动发起后,在各地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响应.各省围绕乡贤推选办法、乡贤具体名单、乡贤事略编纂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乡贤推选活动是1930年代中叶由官方发动、民间参与的一场文化活动,最终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终止,虽曾在各地营造起崇敬乡贤、团结同乡的社会氛围,但并没有起到为国民党政权凝聚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