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跨性别”研究者的突出贡献——读《康奈尔和她的社会性别理论评述》

康奈尔是一位“跨性别”研究者,他用男人的眼睛,站在女人的角度来研究男女两性的社会建构历程和相互关系,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她的性别秩序三重关系论、男性气概社会建构论和她看世界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见地都发人深省。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与人类学对话的主要范畴 ,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族群问题等 ,都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历史研究不仅要阐述人们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的能动性 ,也需要反省历史叙述本身如何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被结构化 ,而这种结构又如何推动和规限人们的行动。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范”与“失范”：情境性旅游伦理感知中的社会主张与个人建构

文章从旅游活动中的旅游行为失范现象切入,研究具体情境中旅游伦理感知的作用机制,从概念辨析、逻辑思辨和科学实证等不同进路对情景化旅游伦理感知及其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伦理感知的作用机制是一种体验动机导向的主观建构。社会层面的旅游伦理是一种共识性的伦理理型,其作用机制有赖于旅游者在伦理的情境性感知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建构结果。个体对于情景化旅游伦理的感知建构是一个体验导向的主观选择过程,此过程不仅受到客观层面建构障碍的阻遏,还与旅游者主观层面的建构过程相关,二者的交互作用共同发生于旅游情境当中,从而使旅游者的伦理建构往往呈现某种遮蔽现象,进而导致旅游者行为呈现失范倾向,甚至出现旅游交往的社会情境因不伦扰动而失序的情况。为此,文章根据建构障碍和建构过程在主客观层面的不同影响,将旅游行为失范进一步划分为伦理失察与伦理僭越两大类型,并据以辨析不同旅游行为失范背后的成因差异,为纾解或消除旅游行为失范提供理论参考,以期进一步丰富旅游伦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浅谈我国高校图书馆提升社会服务功能

文章首先阐述了高校图书馆在社会服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主观思想与宏观调控方面分析了成因。其次详细介绍了提升高效图书馆社会服务意识的方法,分别是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将社会竞争引入工作岗位中,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可帮助高校图书馆认识到社会服务的重要意义,工作人员主观思想得到提升。     

民国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与认同危机——以学生自治会研究为中心

学生自治会诞生于民初。在民国时期,它经历了一个从"自由放任"到"基本认同国民政府"再到"走向国民政府对立面"的过程,从无秩序到有秩序再到"无秩序",这一循环过程显示了秩序建构与认同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政治学的理论出发,政治秩序是否有效,关键要看民众的认同,国民政府对学生自治会整合的失败,根源就在于过于迷信强力整合,而忽视了认同问题。进而论之,欲建构有效的政治秩序,首先要符合国情民意。     

实在论和地理学实践

实在论(Realism)是一种科学哲学,研究者试图确证社会中的结构和行为主体及其趋向作用的方式。关于实在论的哲学争论,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也影响了实在论对众多研究的应用。后者正是本文的中心所在。论多实在论者将许多理论体系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的复杂性。在使用这些理论时,实在论者清楚地将考察和现象与产生其的过程区别开来。实在论方法揭示了社会"事实"的不易捉摸的特性和在社会研究中关于意义、简释和理解和问题。     

水—社会领域视角下的国际河流治理

国际河流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属性使之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议题。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分析容易陷入“领域陷阱”，难以充分呈现中微观层面的多元主体互动以及权力结构和自然要素的相互塑造过程。本文在政治地理学辩证性和关系性的思维基础上，介绍“水—社会领域”概念框架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国际河流治理中的运用。该框架从权力—空间关系的视角出发，包含多元尺度、多维空间、关系网络和领域建构等分析维度。研究认为，国际河流治理是领域（再）生产的过程，水资源是治理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然与社会具有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将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领域”运用于水治理研究中，重新建构本体论和认识论，对国际河流治理的地缘关系解析具有独特的地理学价值和意义。     

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建构的个案研究——以“福建人”闽帮总机构为例

以华人移民的帮群社会结构特征为切入点,对福建人建构闽帮社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以祖先崇拜文化建构恒山亭坟山组织的阶段、以神明信仰文化建构天福宫庙宇组织的阶段,以"科层化"组织为特点的现代华人社团组织阶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新加坡闽帮总机构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中,为适应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华人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闽帮社群经历了一个制度化建构的历史过程。此一演进的过程亦是帮内凝聚与整合不断提升的过程。     

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兼论历史学分支学科社会史学能否成立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及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已引起诸多人社会学科的关注。但是,关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至今仍有较大争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深入,社会转型中的诸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因此,从理论上澄清关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十分必要。笔在社会历史理论教学及相关问题研究过程中逐步模索,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求教于方家。     

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

近年来关于实践的讨论,大大丰富并提高了民俗学的认识。这些讨论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实践转向"遥相呼应,但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身体与行动,而前者则常关注主观启蒙。通过梳理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及近年来的实践转向与争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风俗"论,总结出其中古已有之的物我整体观、观风知政论与政治行动特征,这启示我们实践民俗学也需要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在坚持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路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北师大民俗学近年来的乡村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具体展开进行的。     

邓之诚的社会生活史研究

邓之诚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述包含大量关于国计民生、风俗习尚等涉及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对历代社会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他的这一学术取向,深受近代重视研究社会生活的风尚、"新史学"观念、燕京大学的学术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他从生活方式中寻找时代变迁的轨迹,特别重视从民众的实际生存状况来考察各朝代的盛衰得失。他对社会生活史的编撰,以问题为中心,搜集排比史料,突出所记载的社会事项;他重视考据又不轻视对历史的解读,主张论从史出,不轻下断语,文辞上贵真贵简。他的社会生活史著述,在运用史料、编撰体例和评价史实上都独具一格,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凉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小调溯源及其社会意蕴建构探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平凉民歌小调的定性归位、社会功能、曲调特质的辨析溯源,结合长期以来平凉民歌整理修订过程中"裁剪取舍"的考证依据,将平凉民歌小调置于"丝绸之路"文化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关注其"入境随俗"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展现、开掘其具有的独特的、与时俱进的社会意蕴建构能力及其现实价值.     

基于地域性认同的土地利用规划模式反思

传统封闭式"自上而下"土地利用规划模式在包容社会主体的土地利用需求矛盾、协调土地利用对人地关系的复杂影响、统筹区域多元增长目标等方面存在不足。地域性认同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可为创新国内土地利用规划模式提供借鉴。本文以社会建构论为切入点,在剖析封闭式、公开式等两种主要土地利用规划模式的基础上,将以社会建构为核心的地域性认同理论融入我国现有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构建基于地域性认同的土地利用规划模式,以提升土地利用规划的过程和结果质量。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对其适用性问题的深刻质疑与反思。     

论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为小生产社会——兼论封建社会论的内在逻辑矛盾

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的说法有两大根据:"自然经济"和"地主土地制占主导"。经典版封建社会论的这两大根据在逻辑上无法自存。而修正版将自然经济改为商品经济,仍然无法避免地主阶级占主导与市场最重要主体为农民这一论述之间的矛盾。归根究底,封建社会论的理论问题在于将租赁视为判别生产方式的最基本的判别标准,而这一点难以成立,因为它有违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控制理论。一旦确立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是以市场作为资源基本配置方式和自耕农作为主导阶级的前提,结论就是,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为小生产社会。     

"社会养老"观念的社会养成的思考

"社会养老"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也长期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而就目前"社会养老"的状况分析,社会养老接受程度低下,情况并不理想,原因更多的在于人们观念上的限制.其中主要分为孝文化、养儿防老以及社会认知的不全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福利的缺陷和养老行业不够规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将重点放在实...     

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以宏村为例

原真性是一个建构的概念,中国遗产保护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没有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其加以操作细化。本文通过宏村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以"原真性"为指导思想的自上而下的遗产保护行动中,一直未能就原真性概念本身与社区自下而上的内生力量形成有效的社会互动和共同建构,这导致了原真性概念突出地表现出国际化、行政化、精英化的特征,本土声音特别是当地社区居民的话语权缺失,最终造成了文化遗产保护趋向于表面化、静态化、无机化、旅游化。因此,在遗产保护和管理中,要将原真性理解成一种建构性的标准,充分尊重居民所具有的权力,以确保原真性实践的有效性。     

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邓世昌自杀情景的建构为例

邓世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在黄海海战自杀后,清廷虽不赞同他的这种行为,但从强化其政治权威的角度出发,在公开的场合给其极高的褒奖,极力突出其民族英雄的形象。同时,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为了寻找一种对抗残酷现实的精神寄托,也将邓世昌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戏剧化。这使得整个社会对那些不利于将邓世昌建构为＂理想化＂民族英雄的记述进行了有意识的＂遗忘＂。这样既可以消除人们对邓世昌自杀的负面看法,引发世人的同情甚至是崇敬之心,又有利于把人们引导进＂忠君报国＂的行动中来。各个不同的群体从各自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对邓世昌自杀情景的不断建构,赋予邓世昌自杀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并将这种价值和意义不断＂放大＂。     

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研究

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问题,实质上是文明的创造与文明的传播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唯物史观却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被彻底地误读为了只讲原生性社会发展、不讲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倒退和普遍的理论混乱,极大地削弱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力,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我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理论的正常发展。这种状况,亟待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