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沙汀

沙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了,他是1992年12月4日在成部病逝的。最近我整理“文化大革命”后文艺界一些新旧朋友赠送我的图书,发现了沙汀的赠书比其他作家都多。从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选》起,《沙汀选集》（四册）《沙汀文集》（七册）《出了牛棚之后》（包括《青枫坡》）《木鱼山》《红石滩》三个中篇小说）,还有这三篇的单行本以及《难水十年》,这位以写四川西北地区农村、乡镇而著名的老作家,可谓著作等身。赠书之多表示了他殷殷的情谊,愈增我对他的怀念。我和沙汀相见恨晚。三十年代,抗日战争之前,…     

炎热的夏天

正夏天的中午是炎热的。但是,夏天中午的天空却是晴空万里的。碧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它们有时像骏马在草原上奔腾,有时像猛虎在森林里捕食,还有时像可爱的小白兔在森林中正与它们的同伴在开心地嬉戏……夏天的中午是炎热的。中午的太阳好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有时自己也怕炎热,想躲进云层里纳纳凉。但大多数时间它们仍豪迈地燃烧着,把过量的光和热传递给大地。因此,大地变得更明亮了。夏天的中午是炎热的。太阳把部分小草和花儿     

江总书记探“亲”小记

每逢佳节倍思亲。1993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先后探望了在京的一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之一是我国军事和外交战线著名活动家、本刊顾问伍修权同志。江总书记听说伍老正住院养病,就直接去医院探视看望,去后才知道伍老刚刚出院回家,又专程赶到伍老家中来拜望。伍老得知后,忙让秘书打电话去“劝驾”,说自己已经退下来了,总书记那么忙,不能因为来看他影响了工作,他感谢总书记的关心。但是江泽民同志还是来了。 江总书记一进门,就热情地同伍老握手问候。伍老欣喜地说: “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总书记爽朗地笑着说…     

女秘书眼中的钱学森

张可文,是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秘书。她担任钱学森秘书有两年多时间,离开秘书岗位后,又担任力学所科学技术学校教务科长,20世纪70年代调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任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但是,这两年多时间却是她非常怀念的一段岁月。采访中,张可文一直使用“钱先生”称呼自己的“老领导”,言语中充满敬意,也流露出一种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幸福神态。     

小溪流的歌——忆严文井同志

一、“激烈地打着回旋”“我都六十岁啦,不会胡说八道,你放心!” 1975年春,有一天我从国务院文化组回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井同志办公室汇报情况,他笑嘻嘻地说了这么句话,似乎是想多听一些“内情”,又似乎是想让我吃定心丸。“我知道,老社长。”我虽然称他“老社长”,但他绝不是以领导者身份同我谈话,没有丝毫的官架子。记得此前他曾和我聊起访日时,按日本的习俗,同日本朋友一起洗澡,都脱得精光,以表示坦诚相见。我明白他讲自     

慈禧太后西逃路上——一个贴身宫女的回忆(中)

温泉地玉米豇豆充“御膳” 车慢腾腾地向北,在青纱帐里钻着走。时间已值午未时分,太阳毒辣辣的,天空有几块黑云,有时把太阳遮住,有时又露出来,没有一点风,地上的热气蒸上来,真让人难受。俗话说“阴天的太阳晒死狗”,我们真真的和狗差不多了:人人的脸上都胀得红红的,浑身淌     

吉露归天

很古、很古的时候,有个吉露老人。他活了多少岁?寨子里的人说:“火烧对门山,是吉露老祖出世的时候。”那时,人们刀耕火种,种过一年的地都要休耕,按照一定的顺序轮换耕地可以计算年代。火烧对门山到底是哪年哪月,谁扳着手指也算不清楚。吉露老人对自己的岁数,一直重复:“比古树还老。”吉露的确老了,他的头发白了三次,又变黑了三次;他的牙齿掉了九次,又长出了九次。活得真是够长了。他看见太阳落山,以为太阳公公病了;看见流星坠落,以为星星娃子死了。他看了这些感到高兴。哪知太     

我拍巴金22年

凡是接触过巴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非常谦虚的长者,一向主张作家的名字应和作品一起出现,而不喜欢在其他场合抛头露面。因此,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是,由于我做新闻记者的“磨功”比别人持久,所以从1977年开始,巴老家的大门向我敞开了。但是巴老在同意我为他拍摄电视资料和生活照片的同时与我达成了一条“君子协定”,巴老说:“你拍可以,但我活着的时候不准用。”我也向巴老保证:“好,保证:您不点头,我不用!”     

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处做秘书工作。在我之前已有两位来自老解放区的“三八式”（就他们的资历说的）,在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老区的青年。我们四人组成一个秘书班子,我们的年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时也出现差异,但对一波同志的印象却很一致。     

原来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

1982年秋天,一个高级别的中关作家研讨会在美国洛杉矶落下了帷幕。晚宴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我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五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一斤水的瓶子中,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略加思索,便回答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兴奋地说：“您是第一个解开这个谜的人。”     

赤川次郎和他的推理小说

虽然推理小说一向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一些推理小说作家在日本也被一些学者不无讥讽地说成是“四流、五流”作家,但是,很多推理小说却拥有众多的读者,这是一个不可否认和忽视的事实。近年,赤川次郎的名字又为我国许多读者所熟悉,他的许多作品译介到我国,如何全面地评价他的作品也是一个值得一谈的问题。赤川次郎(1948— )是继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西村寿行等人之后崛起的又一位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他的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在日本推理小说界独树一帜,许多作品被不断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他还被誉为“现代的炼金术师”。     

张九龄的秘书生涯

关于秘书和秘书工作,1993年邓小平在北京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时作过一次精彩的谈话,他说：“古往今来,中国有许多人才是秘书出身的。跟领导干部当秘书,能经风雨见世面,锻炼领导才能。”同时引述古代的事例论证道,“西汉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唐代诗人张九龄曾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接着他又援引近现代许多大人物担任秘书的经历,然后下结论说：“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也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     

《古史辩》学派主帅顾颉刚的为人

30年代,在北大群星灿烂的教授中,有一位被人称为《古史辩》学派主帅的顾颉刚先生,他中等身材,戴眼镜,穿宽大袍子,恰是一个传统中国学者的形象。“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己讲：“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祖父是一位秀才,喜好书法,精通《说文》,著有《说文通俗》十四卷等。一生以幕僚为业,曾游幕湖北、江西、贵州、山东等地,年逾六十才返回家乡。是个学有根底而又眼界开阔的人。祖母则是一位徽商的后代,据称是“极能干而有决断”的。由于双亲早逝,…     

星云禅话（六五）

晒香菇 永平寺里,一位八十多岁、驼着背的老禅师在大太阳下晒香菇,住持道元禅师看到后,忍不住说：“长老,您这么老了,为什么还要吃力劳苦做这种事昵？请老人家不必这么辛苦!我可以找个人为您代劳!”     

夫人于若木眼中的陈云

陈云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他。并希望能为他写一本书。但陈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在他生前,除了南新华社播发的千把字生平简介之外,几乎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报道。为此,我曾先后赴上海青浦陈云老家及陈云工作过的瑞金、遵义、延安等地采访;还两度赴南昌采访陈云在“文革”期间的“下放”处所;另外,在北京还采访过陈云的老秘书及老战友等人。     

专访袁隆平学生、秘书和朋友:“他好像永远年轻”

在“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名字背后,90岁的袁隆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一圈袁隆平身边的人,学生邓启云说他总是不服老;记者兼朋友谭毅挺说他“热情、坦然、不会摆架子”;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秘书辛业芸说他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跳高运动员。     

胡耀邦与刘绍棠的忘年交

刘绍棠从小就潜心于写作,1952年他刚刚16岁时,文学创作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好势头,被称为“神童作家”。也就是这一年,他奉命调团中央工作,并引起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注意。 有一天,胡耀邦叫秘书请来正在楼下办公的刘绍棠。胡耀邦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37岁了,从前也曾想过当作家,可是我这个人坐不住,喜欢动,所以注定是不会成‘家’的。”刘绍棠从谈话中明显感到胡耀邦对文学充满着喜爱,这使他有一种寻到了知音的感觉。 1957年春天,刘绍棠因为在北京的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了过激的谈话,所以在次年被     

“两弹元勋”的奖金

“两弹元勋”邓稼先是中国杰出的核研究科学家。有人曾经问他：“您研究原子弹成功之后,得到了多少奖金？”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直到1985年6月他病危,杨振宁到医院看望他时,又提起了这件事,他才回答说：“一张,人民币10元。不对,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振宁有些不信,说：“您不是在开玩笑吧？”邓稼先解释说：“是事实,不是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是10000元,单位里人人有份儿。     

“湖南骡子”欧阳常林

提起欧阳常林,一位曾经做过他秘书的老员工一口气说出对他的评价,“传奇人物,偏执狂,工作狂,精明商人”。而生活频道的张华立则说,欧阳常林“经历坎坷,故事传奇,完全可以写一本书”。     

我们的父亲:萧劲光大将和我们

被誉为“人民海军之父”的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是我的父亲,他离开我们已经5个年头了,可是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们脑际。虽说往事如烟,却是永志难忘。 1949年,战争硝烟渐渐地在中国大陆上消逝,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当年9月,我和弟弟萧能所在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把我们叫到学校教务处,指着一位陌生的军人说,他是我们的父亲的秘书罗玉如同志,是父亲让他来找我们的。罗秘书说他是萧劲光司令派来的,代表他接我们姐弟俩回家,让我们就跟他走。 我们当时对“家”的观念很淡漠,只知道学校、教师、同学和阿姨们,大家一直在一起生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