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出土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苏美尔语档案文献研究

乌尔第三王朝的宗教祭祀活动十分频繁。为了方便献祭,舒勒吉统治时期(公元前2092年—公元前2046年)建立了一个贡牲中心。本文根据伊拉克的德莱海姆村(Drehem)出土的贡牲中心的原始文献,对舒勒吉新提(Shulgi-simti)王后及其贡牲机构的八位收支官员的身份分别作了分析和研究,并对王后贡牲机构的收支形式、贡牲种类以及支出内容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为深入探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室经济和宗教事务提供了原始史料。     

周代祭祀用牲礼制考略

周人常规祀典用牲的种类和规模,依据祭祀主体的身份而定,考古发现祭祀用牲的规模和等级.也与祭祀主体的地位密切相关.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周人献祭用牲,具有"贵牷肥"、 "贵纯"、"尚赤"、 "尚幼"、"贵牡"等崇尚,这些多被考古发现以及出土文献所证实.周代存在以刍狗、土龙、偶车马、人俑等"假牲"祭祀的礼俗.周人尚有饰牲之礼,祭祀之前,牺牲被刷治一新并加以文饰,以取媚于神灵.作为牺牲的替代品,刍狗、土龙等"假牲"也被加以文饰.     

2018血渭一号墓殉牲现象的考古学观察

殉牲是考古学的重要现象和研究内容,是墓主人身份、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游牧民族因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业形态,杀牲祭祀和墓葬殉牲是丧葬的重要习俗,也是某种宗教仪式和信仰的表现。本文对青海都兰热水墓群新发掘的2018血渭一号墓的殉牲现象进行梳理,从殉牲遗存的形式、殉牲的种类和埋葬方式等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归纳总结了殉牲习俗的一些特点和意义。最后通过殉牲现象对热水墓群殉牲的种类相同的原因以及表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进行解析,得出游牧民族在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互动带来认同的趋同,但葬俗却固守着自身的文化基因。     

花东卜辞祭牲考

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有关祭祀用牲的记载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字形和写法①。因为涉及文字的考释和商代祭祀用牲制度,本文对此略加考辨和分析。一.关于牡豕据《花东·释文》,花东卜辞中表示雄性之豕的字共有A—D诸形。     

略论商周时期射牲礼

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最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     

万牲园史考

本文主要从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的筹建始末、历史沿革等几方面,考证了万牲园于清末光绪帝实行新政时开始兴建,到后来的国衰与衰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兴与兴的发展轨迹。     

清代打牲乌拉的东珠采捕

清代在吉林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贡品的采捕。东珠是打牲衙门最重要的贡品,清廷对其管理非常严格。打牲衙门对东珠采捕经历了起步、调整、兴盛、衰落四个时期,最终在光绪二十年因东珠资源的枯竭和财政的困乏而终结。     

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问题探讨

小双古城墓地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岱海南岸,墓地面积3000平方米.2003年8月发掘墓葬15座,墓葬形制流行偏洞室墓,仅M2为竖穴土坑墓.15座墓葬中,1 1座为正式发掘的,正式发掘的11座墓葬中皆或多或少的存有殉牲.其中偏洞室墓的殉牲置于墓主人一侧的二层台上,而竖穴土坑墓的殉牲则置于墓主人的上部,殉牲的牲畜有马、牛和羊,其中羊又有绵羊和山羊两种,我们对所有殉牲的动物都进行了年龄和性别的鉴定,但由于骨骼保存状况不佳,部分殉牲动物的年龄和性别难以鉴别.     

商代中期的人祭制度研究--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人祭遗存为例

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属于"白家庄"期的遗存,1999年冬至2000年夏,发现了宗庙基址和与宗庙基址相关的大量人骨埋葬.与安阳殷墟的发现相比较,这些人骨是仲丁、外壬(甲骨文中作"卜壬")时期举行庙祭时的杀牲.祭祀时杀死人牲的方式有砍头、肢解、击杀等,极为残酷.被用做人牲的人有俘虏也有奴隶,与安阳殷墟时期相似."人祭"是盛行于商代晚期即安阳殷墟时期的一种制度,小双桥的发现,把商代这一制度实施的时间,向前推了一百多年.     

清代采贡中心打牲乌拉

乌拉街位于吉林市西北约七十公里处(今吉林省永吉县内),辽金时代在史籍上被称为“乌拉国”。 明代东北女真族三大部分,乌拉城为当时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的乌拉部主纳齐布禄七世列孙布颜所筑。清初在乌拉城内,设立了专为皇室皇族打牲捕采国贡的总管衙门,称之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由清朝内务府直挎管辖。 当时,清朝内务府所直接管理的机构中,主要有以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缎纱紬     

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

礼县鸾亭山山顶的祭祀遗址应是历史上“西畤”的一部分。祭祀的玉器有“礼神用玉”,也有用来燔燎的“降神用玉”。出土的多组玉器反映了对天上群神的两次大的合祭活动;每次既有对昊天上帝(白帝)的主祭,也有对日、月、星、辰的从祀。玉器风格与鸾亭山所出相似的西安北郊联志村遗址和芦家口村遗址,应分别是西汉长安城东南郊的“泰一坛”和未央宫内祭天的地点。三处的玉人乃象征祭天人牲的“偶人”。鸾亭山遗址的祭祀用“偶人”、犬祭以及用牲种类数量的庞杂,都是沿袭了历史上秦文化的传统。该遗址遭废弃,是西汉晚期经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吉林乌拉打牲文化特点探析

吉林乌拉街的打牲文化特色浓郁,综观其文化脉络有其如下特点:满族特色浓郁;粗犷豪放包容;团结互助共生;地域特色鲜明;注重生态平衡;自然发展传承。对乌拉街镇打牲文化特色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挖掘,将对吉林地区的人文环境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鼎实用牲研究

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出土了黄牛、羊、猪、犬这4种动物的骨骼遗存,分别收集自前椁室的3件陶鼎内,1件陶豆附近,以及漆木案西侧的淤泥内,这些遗存属于楚墓中常见的鼎实用牲,共可代表黄牛2头,犬2条,猪2头,羊1只。这批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楚文化大型墓葬鼎实用牲的种类、方式、制度和屠宰加工技术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从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特殊灰坑葬窥见人牲献祭仪式

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黄蒿界乡小界村,是一处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遗址中的特殊灰坑AH1出土人骨22例。本文通过分析人畜性别年龄组合规律、人畜死亡季节、人畜共埋形式、出土完整器物等方面的特征,同时在参考新石器时代祭祀坑特征的基础上,认为AH1灰坑应为祭祀坑,灰坑中的死者可能为氏族内部经过专门挑选用于献祭地母的人牲。     

光绪时期盛京围场捕牲定制的困境

盛京围场自清初设置后,从资源环境基础出发,制定了一套严密制度,“捕牲贡鲜”是盛京围场的主要职责。至光绪年间,因人12增加后的偷牲私砍以及逐渐展开的放垦围场,使得鹿群存活量急剧减少,捕牲制度陷入被动尴尬的困境。尽管清廷多方设法加以调整,但终致无鹿可捕,捕牲定制难以执行,围场放垦。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打牲乌拉总管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清朝四大贡品基地之一的管理机构,其历任总管的任职及卸任情况,如哪些人实任、兼任、兼办及任职时间等,过去很多研究书籍中多有错误的记载,尤其是清末云生总管以后的历任负责人的任职时间、职务称谓等更是混乱,本文对此做了初步的论证,并匡正了一些错讹的说法.     

晋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新探

本文论证楚公逆钟铭文的祭祀对象“四方首”指四方社、稷之神。钟铭记载了对楚国社稷、祖先的一次大祭祀,其中使用了战争掠夺的人牲作为祭祀品。文末对铭文中读为“谐”与“肆”的两个字做了解释。     

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研究二题

动物考古学主要研究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古代人类的相关行为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对丰富和深化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中国动物考古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除了方法论的研究以外,主要关注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等,对于利用动物进行祭祀和随葬等方面涉猎不多。李志鹏的《商代墓葬中的狗牲研究二题》在对商代墓葬殉葬狗牲现象进行历时性梳理及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商墓中随葬狗牲制度的起源及动因,探讨了殉狗与墓葬的社会等级关系。此外,他还通过对商墓中狗牲的年龄判定,研究了商墓殉葬狗牲的文化内涵、狗牲的来源等问题。这些认识角度新颖,言之有据,论证充分,发人深思。     

赫梯基拉姆节日活动的仪式特征及其功能

公元前17世纪—前12世纪,赫梯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宗教祭祀和纪念活动巩固政权。基拉姆节日是王室通过祭祀诸神宣示王室统治、祈求国泰民安和众神护佑的一种仪式性活动,其仪式内容、程序、步骤、仪仗规范、祀神顺序、宴会座次等各个方面特征反映了赫梯全国性节日活动的主要要素。基拉姆节日活动既强调哈梯传统,又强调远古祖先狩猎生活传统,在各类活动中表现了王室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具有祭祀祖先功能的基拉姆仪式与其他强调农业生产、军事胜利的全国性节日共同构成了赫梯的国家庆典体系,反映了古代国家通过仪式手段巩固政权的普遍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