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读《〈仪礼·丧服〉考论》

古代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我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历史就是“礼”的历史。传统礼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以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礼学进行探讨研究则是清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丁鼎博士的新著《〈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就是一部对传统礼学进行现代阐释的成功之作。     

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

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它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都需要吃饱穿暖,而理解却有不同。中国人对"生活日用"的理解,看重的是物与物的关系以及人对物的感知,自古就有百姓日用之教。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备了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     

略谈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江南文化的讨论相当活跃。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或就江南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地域特征进行历史透视和解读,或就江南文化的有关现象展开具体考察和分析,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过,有一点似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那就是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问题。事实上,江南文化虽不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但濒海而起、依海而兴的历史传统,使之呈现出诸多不同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

元朝大量江南儒士来到都城大都,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一些人在京城做了官,更多的得官而归。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土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传统儒学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礼俗文化的再研究——回应文化研究的新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结构,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平民百姓,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形成百姓日用之学。在这种文化模式中,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渗透,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人群对伦理价值的认同,也培育了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普遍心态。礼俗文化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要从生活方式发端留下历史的因缘。从学理上重新建树礼俗文化的知识系统,是深化中华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在文化研究凸现生活主题的思潮中,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是中华文化面向新世纪的又一使命。     

清代江南家学兴盛原因初探

“家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华文化史上悠远绵长。家学在江南发展甚早,清代是江南家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极盛阶段。本文试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科举制以及江南儒商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三方面为切入点,分析清代江南家学兴盛之原因,为进一步纵深研究清代学术史作铺垫。     

变动中的晚近中国传统文化(1400—1900)

本文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及其演变和转化,认为明清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智识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政治交汇点,它支持了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再生产。文章进而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和科举制度的终结,及其被现代教育所取代的历史复杂性。科举的终结,更意味着连接传统士人价值观、帝国的文化活力和精英士绅地位之间的社会文化纽带的解体。     

同异之间:礼与仪式

Ritual是现代西方宗教研究的基本范畴,中译为仪式,与本土范畴"礼"形成有交叉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把礼置于ritual和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中,比较礼和ritual的同与异,可以从新的角度探讨中国宗教研究的基本出发点。Ritual作为表现信仰的象征性行为,其现代意义形成中摈弃了文本、情感和自我修行,而这正是礼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儒家的礼作为从上古习俗中固定化、文本化的传统,始终与其根源之俗遥相呼应。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是精英以礼化俗,另一方面是民间的俗不断改变礼。因此我们对中国宗教实践的考察必须反思西方宗教和仪式研究的范式局限,同时关注礼和俗这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不断互动的传统。     

《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评介

<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史研究始终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江南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探讨,再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之数次转向。如何把握江南文化的多样性特质,具体地揭示出江南地域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以及这一区域在全国发展中的意义?如何真正把区域江南带入整体中国,实现区域史呼应整体史,借江南日常生活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肌理?冯贤亮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     

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

近年来兴起的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体现出我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但在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迫切需要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当代学者应继承古代知识精英"为民请命""以礼化俗"等所表征的神圣传统,通过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对村落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表达,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对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葆育作用。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注意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中古时期的“姪”与“兄子”、“弟子”

"姪"之新义在走马楼吴简中已经出现浇媳背逼?在精英阶层撰写的文献资料中其应用虽有渐趋增多的迹象,但与表达同一含义的传统称谓——"兄子"、"弟子"相比仍处于劣势。唐宋时期,"姪"在文献资料中取得与"兄子"、"弟子"相等的地位,甚至出现于法律规定中,但在政府颁布的礼、令制度中难有突破。在同一时期的简牍、文书、造像记等考古资料中,"姪"始终是最普遍的称谓,"兄子"、"弟子"则较为少见,而在民间抄写的丧服制度中,"姪"取代"兄子"、"弟子"。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形成,既与"姪"内涵的演变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同时礼、令制度的特点对此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姪"称谓的最终普及,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并改造精英文化的结果。     

水与剑:江南文化中的柔性与刚性——以常州文化为例

深入整理与研究江南文化,梳理江南文化的传承体系,把握其内涵特质,才能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推进江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建构新时代的江南文化多做贡献。常州为历史上的中吴,是典型的江南文化地区。常州文化中物质文化层面的衣食住行与水关系密切,心态文化层面也有水文化的特色。同时作为江南文化的常州文化也有刚性的一面,历史上多刚直不屈之士。两种文化的融合体现为外柔内刚,亦柔亦刚。     

礼与俗的社会伦理基础：以传统祭礼为中心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礼与俗同根同源，在共同的发展演进中生成了“伦理理性”的核心价值。这种伦理理性受到儒家对人性之自然的认识的强化，深刻影响了后世社会中礼与俗的实践形式。考察传统祭礼，从礼学思想的大传统出发阐述礼俗关系，不仅是对学界近年来参与“礼俗互动”讨论的回应与拓展，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认知。     

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

太湖流域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由以太湖为中心的各水系河流湖泊所组成的一个碟形洼地区域。该区域内部社会文化相近,社会经济连成一体,行政沿革上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因此在区域研究中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对象。但是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学者习惯以"江南"等同于太湖流域的概念,诚不甚允当。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太湖流域等同的"江南",其实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概念,且开始于近代。以"江南"为名开展研究,容易造成研究范围的混乱。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区划范围上承东汉吴郡,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迄明初乃分属直、浙,时逾1200余年,而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然有其影响力。从"浙西"入手本地区的区域历史研究,更有利于增强学术的严谨性。为使这一观点立足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浙西"的历史作一番详细的梳理。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

清末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尝试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礼会文化转剐的历史,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宗法、君主专制神会走向工业化和民主化社会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辛亥革命是这个转型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传统中的动力——中国早期现代化动力研究之一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错综复杂。作为生长于农业——宗法社会之中并适应这一社会运行机制的文化体系,它以强大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抵抗现代化变革,但它内部所包含的诸多成分,却又同时成为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中国最初的现代化精英,正是在传统忧患意识、变易观念、自强观念、经世观念的作用下,投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变革,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革“弊”?中国人-神敬拜的礼俗辩证

遵循乡土宗教人神一体的辩证法,漠河的金圣李金镛、苍岩山的三皇姑和毛崇拜都经历着礼与俗的混融历练。金圣发财香之俗是文物化祠堂之礼的主动下沉,既有旅游业的驱动,也暗合了现代民族国家边疆的政治宣誓。主要因应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百多年来的三皇姑敬拜之俗终至成为当下承载地方历史文化、繁荣地方经济的象征符号和地方馈赠给他者的礼。毛崇拜则与新中国的正史建构息息相关。民众巧妙利用公权力,化公为私,化礼为俗。在日常生活层面,礼与俗始终是变化通融的让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