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国银行特别券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     

清皇室内务府以宫中珍宝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的合同

北洋政府故宫博物院在接管故宫物品过程中,发现清皇室内务府与北京盐业银行1924年5月31日借款合同一纸。该合同规定,清皇室内务府以宫中所存宝册、古乐、金钟及各种金器为抵押,向盐业银行借款八十万元。现特公布于后。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用陕苏区改制代用币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暂没见有实物(只见有民国二年版中国银行伍元券加盖“广东”样票),柏文则认为是“发行五元毫洋特别券”,并对民国二年版广东省银行伍元加盖“中国”和“毫洋”字样券是否为特别券持有疑义(插三上图1…     

近代上海造币厂（原中央造币厂）研究（1920-1949）

正上海造币厂(原中央造币厂)从筹设至迁台,前后共计29年(1920-1949),是国民政府时期最为重要的造币机构。开展上海造币厂(原中央造币厂)历史研究,对探究我国近代货币形态、货币制度和金融中心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1919年,上海银行界发起筹建上海造币厂。1920年2月15日,北洋政府大总统令第456号指令:批准设立上海造币厂。上海银行公会发起组建银团,合力借款作为上海造币     

日本关东军对"特殊工人"的奴役和镇压

抗日战争中后期,日"满"将在华北俘获的中国抗日军政人员作为"特殊工人"秘密运送到伪满的工矿企业和边境军事工程地带,进行严格的管理,秘密从事超强度的劳役,并施以种种非人待遇。"特殊工人"则以逃跑、暴动等形式进行反抗斗争,日军则对"特殊工人"的反抗和斗争予以血腥的镇压。     

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

息借商款是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举办的内债。其利率设计、印票发行、还款来源仿照同一时期清政府外债模式。息借商款采用重点借款方式,侧重在发达地区、口岸城市向金融商借债,海关二元系统参与到债券销售或还款程序中。所借款项绝大多数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才逐渐解交户部,未直接用于战事。因户部设定借款额度,且一些省份直接由政府出面经营借款,难免出现摊派抑勒之弊。但因有海关二元系统的独特作用,有海关税收保障还款,息借商款除少数改作工厂股本或捐输外,大部分得以如期偿还。     

1920-1921年间北洋政府义赈奖券研究

1920年10月,北洋政府为赈济华北五省大旱荒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义赈奖券。本试从其发行背景、运作和实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研究,以求从一个侧面来加深对北洋政府的全面认识。     

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

在甲午战争后第三次大借款过程中,清廷官员在决策层面不能和衷共济:张荫桓与李鸿章围绕借款主导权的争斗贯穿始终,翁同龢则委蛇其间,无所适从,以致时机延误;胶旅事件后,因赫德介入,才与汇丰、德华银行匆匆签订续借款协议;在借款担保问题上,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极力抗争,反对以厘金作抵,与中央争夺财源。以张荫桓的活动为中心,探讨英德续借款达成的原委,可以展现甲午战后清廷内政外交的诸多面相,有助于了解戊戌年朝局变迁的远因。     

浙江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争相在中国开设工厂、银行,争夺铁路修筑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向清政府索取得苏杭甬等五条铁路的承办权,英商怡和洋行与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了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     

载沣与清朝末年的铁路政策

张之洞死后,湖南、湖北掀起了拒债废约运动。载沣不察两省绅民根本无力自办的实情,错误地支持了两省的拒债废约运动,对两省拒债废约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邮传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压力之下,邮传部批准成立湖北铁路公司,搁置了四国借款谈判。日俄第二次协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边疆危机大大加深,修筑铁路成为加强边防政治要图,而铁路商办进展缓慢且弊端重重,四国借款又签字在即,为摆脱困境,载沣仓促推出了干路国有政策。在还股问题上,载沣没有采纳张謇"宽恤民隐"的主张,支持了载泽、盛宣怀以逼迫四省绅民附股的还股方案,对四川绅民的正当诉求置之不理,一味压制,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局势的最终失控。     

从粤海关档案看清末广东省两次公债发行

本文以粤海关档案为基础,从发行办法、公债观念、还款担保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广东省1894年息借商款和1905年广东公债的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修正了一些不准确的数字,深化了对晚清公债问题的认识.这两次公债发行的整体设计较为合理,粤海关的承办工作也大体透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债发行中留难勒索的弊端.两次发行公债,完成的借款数额不同,不宜以借款的用途(军费开支和地方实业)作为判断公债优劣的前提条件.实际借款数额的多寡,主要取决于认购人对政府还款担保的信心--即关税收入能否作为还款担保.庚子后列强掠夺关税收入,清政府关税自主权进一步丧失,还款担保信用低,是1905年广东公债发行失败的根本原因.     

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

鄂伦春族世代居住、游猎于黑龙江中上游、大小兴安岭之间。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因承清代继续对东北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对鄂伦春族实行的各项政策。有关北洋政府对鄂伦春的政策如重建旗佐制度,强使鄂伦春族弃猎从农,利用鄂伦春族守边等,虽然受制于当时内外形势勉强推行。但毕竟在边防和鄂伦春族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本文略加探述如下。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方志敏创建赣东北苏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讨伐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路旗开得胜,迅速占领武汉、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汪精卫于同年7月15日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这革命危急关头,中共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作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正确决策,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折。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

1937年1月初起,中英之间就广梅铁路借款进行了半年左右的谈判交涉,在中国的坚持和英方的努力下,英国突破了新四国银行团关于对华借款问题的限制,得以单独对华贷款,但在中国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和提供盐余担保等问题上,双方一度僵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均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谈判,对借款基本条件互相做出妥协,最终在7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广梅铁路借款虽因中日战事扩大未能在伦敦公开发行,但有关谈判交涉促进了战时中英财经合作的步伐。     

旅法著名画家吕霞光向祖国捐赠藏品

旅法著名画家吕霞光向祖国捐赠藏品耄耄之年,不忘祖国。我国旅法著名画家霞光教授藏品捐赠仪式,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上在北京炎黄艺术馆隆重举行,并在该馆展出为;一个月。吕霞光先生１９０６年生于安徽阜阳县。青年期即追随革命,１９２７年赴欧求学,先后留学于...     

种族歧视，中国未能出兵参加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国内围绕参战问题,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主战派有梁启超、段祺瑞（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参战动因是希望中国效仿当年萨丁王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来提高国际地位。段祺瑞的企图是：第一,通过参战而获得协约国的借款;第二,通过参战强化皖系军阀的军政实力,打压反对派,实现武力统一中国。反战派也大有人在,如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孙中山,康有为,大部分省份的督军等等,但这些反对者在北洋政府中并无真正实力。     

苏俄与北洋政府的建交始末

苏俄十月革命后,白俄匪军退至中俄边界,负隅抵抗。至1920年,北洋政府面对沙皇政府的彻底垮台,苏俄政权日益巩固的事实,于1920年9月23日宣布中止同沙俄政府的外交关系,并对新俄政权予以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为减少来自北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急切地改善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从1920年起着手进行邦交的工作,经过近5年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签订了中俄协定,使中俄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