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棚杂忆》引起的强烈反应说起

“我这个小字辈,在‘文革’中也是‘自己跳出来的’,也是‘现行反革命’,还是‘苏修特务’、‘三反分子’。蹲牛棚两年,在干校五年,挨批斗百余场。”“你的别的著作我不敢说能不能传世。而这本《牛棚杂忆》,我想一定会传之于后世,而且应当传世！让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从你这本书里多少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当今依然有人企图让我们淡忘,叫我们忘记！这也就是你在《牛棚杂忆》里一再告诫我们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以上摘自广州一位读者给《牛棚杂忆》的作者季老的一封信。季羡林先生的这本新著,问世不过数月…     

风风雨雨五十年--忆诗人胡天风

我和诗人胡天风是患难之交,因为我俩是在“革”期间的“牛棚”中相识相知的。此前,我在武汉市联工作,他在市化局戏剧研究室。“革”伊始,我俩都进了“牛棚”作为批斗的对象关押。我俩同劳动,同陪斗,又是同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打进“地狱”最底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陪杨拯民建设天津的钢铁基地

杨拯民同志“文革”前自陕西调来天津任副市长至1978年又调到北京,在津工作了十余年,1998年10月23日病逝,离开我们三年多了。1969年建设天津的三线工程——“6985工程”时,曾和他朝夕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回忆起那些岁月,令人难忘。 1969年11月,老杨、我和吴毅夫、郝诚、师义、刘兰泰等都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和几位年轻的干部一     

“牛鬼蛇神”过春节

“文革”期间十个春节,几乎没有欢乐可言,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农村“牛棚”里过春节。20多人,挤在一间自己盖的棚子里。干校的“五七战士”们春节前大部分回城去过年,留下少数人看守干校,看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     

文坛巨匠——姚雪垠与《李自成》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奇才,老天爷总是故意与他为难,他一踏入大学殿堂,就被“扫地出门”,在“大鸣大放”中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但他“千磨万劫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在“牛棚”里,在被窝里,在风口浪尖上,坚持笔耕70载,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他不是别人,就是毕生与“闯王”为伍的巨匠——姚雪垠.     

空虚的退休梦

现在,再没有什么事比“退休”更令人神往的了。我认识的同龄人里,问到他们的人生理想,一大半都会说,“40岁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就不用干活了。不干活之后怎样？幸福不言自明。可以环游世界,也可以隐居田园。有一个朋友过去是重度游戏迷,现在把游戏时间都献给了事业。有一天恶狠狠地告诉我：他的志愿就是等到财务自由了以后,把这些年想玩又没工夫玩的游戏全补上一遍,宅在家里玩到死！总而言之,未来会很美,只要退了休。     

天生牛命——记书画家田原先生

2002年3月18日,坐落在东南大学的“田原书画作品陈列馆”举行隆重的开馆仪式。一位78岁老人风趣的开场白迎来一阵阵的掌声:“感谢东南大学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牛棚’,我庆幸我的‘孩子们’有了这么好的归宿……。”这位精神健朗、诙谐幽默的老人就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全能艺术家”田原先生。     

冯雪峰与我同台讲用

冯雪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他在冷落与冤屈中溢然长逝后，我不断地读到怀念并描述他的文章，从而使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位德高望重的首任社长更加深了理解和尊敬。50年代我在他手下工作过，“文革”期间又在“牛棚”中共过三年患难。那以后还在咸宁干校一道劳动了两年。其间，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向阳湖我还同这位半生坎坷、备受折磨的老人同台讲用过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成立的。由三联书店抽掉一批干部，在文化部旧楼借几间屋子办公。冯雪峰只身从上海来京，住在该楼的一间小屋里，筹划创社事宜，入秋后，简陋的三…     

中国首善曾德旺 心系天下

人们喜欢你不是因为你的名字有多么响亮,而是你的行动能把这个世界照亮。经营30年汽车玻璃事业,将一间盖在牛棚里的小乡镇企业带到世界第三名的位置,营德旺在社会上积累的名气不如这几年做慈善事业蹿升得快。对自己的慈善行为,营德旺认为理所应当：“我的财富好像是我在街上捡到的东西一样,这不是我的,是捡来的,要还给人家。”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全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之死

1968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第三年,北京大学校园里还是那么混乱。许多著名的教授不是被赶出了自己的住所,就是被关进了“牛棚”,遭受着连续不断的批斗和审查,坦白交待横加给自己的莫须有的罪行。     

他,是弱者也是强者——非常生活回忆录

赵树理是一位生活淡泊,思想深邃,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一生倡导文艺大众化,并身体力行,为农民辛勤笔耕,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优秀作品。今年是赵树理80周岁诞辰,缅怀往事,留在我的记忆中最强烈的,莫过于动乱年月我们一起住“牛棚”时渡过的日日夜夜。记忆的每一页里,都留着他的许多令人笑中含泪的故事。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我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     

“包产到户”第一人传奇人生

一提起“包产到户”,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因为那里是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并为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省偏远山区小县的芦山县,就有一个当年才18岁的小青年主张“包产到户”、屡屡上书毛主席而被错误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两次以死捍卫真理,在牛棚里一蹲就是20多年。如此坎坷的人生苦旅,爱情之路自然也不平坦。在2001年的元旦前夕,笔专程赴四川省芦山县采写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闪亮的金蜡条(傣族)

孤儿甘塔古里,勤劳能干,心地善良,只因父母早丧,一直帮沙铁做长工。泼水节刚过不久,沙铁的母狗怀孕了。甘塔吉里对沙铁说:“我一人住在寨子边上,孤单单的,想向波召讨只小狗养着做伴。”沙铁眼珠一转狡猾地说:“你帮工一天能混饱肚子就算佛祖保佑了,哪里还匀得出喂狗的饭团?”但又一想:甘塔古里样样活计都很能干,只要他老老实实地给我干活,送他一只小狗也不算吃亏。便说:“等我家老母狗下儿后,若是有身上长着九道花纹的小狗,我就送给你吧!”沙铁刚转身离开,帮工伙伴们便议论说:“吝啬的沙铁滑得象泥鳅黄鳝,刚下的狗儿哪会恰恰有九道花纹?”     

酿蜜的人──忆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

我把他比做一只蜜蜂,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蜂——这就是原省政协常委、省劳动模范、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人们都尊称他刘技师。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三个年头了,但时间愈长,他那质朴勤劳的身影,在我眼前却越觉清晰,更加明朗。我们的初次相识,是在1975年。这一年,人们大都已经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对‘文化大革命”已普遍表示厌倦,我蹲的“准牛棚”已经撤除,便成了无人监管的“逍遥派”。因为家母欠安,我向单位的掌权者请了个假,匆匆回到家乡正安县。每次回家,家乡的业余文学爱好者都要邀我座谈,要我讲授些文学创作的…     

“浩”就是一个都没少

我常说：“浩劫”这词儿用得好。1958年,我高中毕业进厂当了工人。那是间七八千人的大厂,当时在市里很有名气,感觉自己即荣耀又幸运。荣耀于工人阶级的光鲜身份,幸运于“大跃进”一开始就享受上了工人口粮的“优越”计划供应标准。我饭量不大,没怎么挨饿,于是还有“很感激”,也于是,更加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干活。     

几位大作家的“心”

人常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知“面”容易,知“心”难。近几年来,在读书看报中,收集到许多关于著名作家们的趣闻轶事,从中却可以揣摸到他们的一些心态。不妨挑选几例,以飨读者。牛棚里写成的书稿李英儒,是一位早在建国初期就已成名的作家。那时候     

阿拜的故事(哈尼族)

拔秧老爷雇了一伙短工来犁田耙田,阿拜也被雇了去。一天,活计干到天擦黑,突然下起一阵大雨,淋得大伙不好干活了,阿拜看看天色,叫伙伴们回老爷家吃晚饭。老爷一听活计没有干完,心里扎实不高兴,却装着笑眯乐呵的样子说:“今天大家干活卖力了,本想杀只公鸡款待款待。”老爷装作很抱歉的样子说:“可惜,关在鸡笼里的鸡飞了,吃不成了,请大家随便吃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