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旅游视域下的认同研究——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

从当前国内外主要旅游研究期刊中析出关于"认同"研究的文献,通过统计整理,归纳分析出旅游视域下认同研究的视角、内容、方法,反映旅游视域下认同的研究进展和学术动态,为后续研究提供学术线索。研究发现:旅游文献中关于认同的研究热度与其他学科研究具有一致性;旅游文献中关于认同的研究已形成了以心理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文化认同为核心,沿着政治认同、族群(民族)认同、地方(场所)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五大脉络延伸的研究思路和框架;通过国内外研究的比较,表明国内关于认同的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最后探讨了认同研究在旅游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和国内关于认同研究的主要方向。     

中国民俗学的当下危机与发展机遇（代主持人语）

现代民俗学在其诞生之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与人文学或日文史之学密不可分,其学术从业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乃至哲学家,文史修养深厚,而研究所赖以展开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多是文献史料。民俗学的此一学缘造就了民俗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的重要差异,     

韩国民俗学的研究倾向与问题探析——以丧葬民俗的变迁为例

韩国民俗学界研究方法争论的核心焦点可以分为"过去学""现在学""从属学科""独立学科",韩国学者们通过在民俗的根源性问题、原型论、都市民俗学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不断扩大对现有研究的批判。但是迄今为止对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分歧较大,学术上一直未达成共识。针对这一问题,在对韩国民俗学界研究倾向分析的基础上,以韩国丧葬民俗的变迁与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韩国民俗的研究应以文献考察和实地调查为基础,以多学科交叉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思路,民俗学者应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城乡变化趋势,对民俗文化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使其更好地服务和引领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     

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另一重镇——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

这篇文章是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Center for Folklore and Ethn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一个概要介绍。这个中心是当今美国民俗学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授予民俗学博士学位的学术单位。同时,它也是美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中心之一。因此,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对这个中心的历史及其博士学位的要求进行描述以外,文章还对这个中心主要民俗学家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基本的介绍和概括。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弥补单纯孤立的翻译所不能容纳的学科背景知识,希望读者能更系统整体地把握个体研究在学科发展中的位置;其二,希望这种介绍能成为一个获悉当代美国民俗学发展的窗口,从一个侧面更多地了解其历史与动态,以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正是为这种目的,在正式介绍中心以前,结合一些美国民俗学发展中的特例,文章论述了为什么携带“家”学并立足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对于发展中国当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非常重要。     

西方传说学视野下的谣言研究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网络谣言的泛滥,中国学界对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展开了多学科的学术探究,其中既有社会学、传播学的视角,也有民俗学的视角。民俗学视角的最大特色,是将谣言的传播和变异视作一种人类固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民俗学界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关注谣言,将之视作传说,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取得了众多成果,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谣言的类型、语境、传播和变异展开研究,不仅推动了谣言的研究,也促进了传说学的发展。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基于民俗学者深度访谈与文献对读研究

民俗价值观是民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并未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民俗价值观体系。从民俗本体论角度出发,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将访谈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来归纳、总结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对民俗价值的理论共识,形成对民俗文化当代价值的认识,是民俗价值观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研究表明:民俗价值存在于三个维度上,即对人类个体生活层面的规范价值;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价值;完整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     

建构神话学方法论体系的可贵探索--《神话解读》浅评

近年来,国际民俗学界达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民俗学学科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俗学不仅没有本学科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自觉不自觉地)相邻学科的一部分,学科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这使得民俗学的大量研究缺失了学科特性,以至于美国学者多尔逊急迫地警省学界同仁：民俗学“既没有自己的‘祖先’,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不过是人类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已。”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     

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

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革命消解了传统民俗事象,民俗学正在遭遇着阐释危机。转向日常生活的实践民俗学,体现了民俗学者的学术自救与学科自觉。实践民俗学要求研究者通过民俗对民众的生活实践及意义世界进行观照,研究者可以借助日常叙事实现研究对象从事象到事件再到生活实践的双重还原。将叙事学作为研究策略引入民俗学,既是传统民俗学叙事研究的接续,又是当代民俗学关注生活实践的路径。借助叙事学相关理论反思民俗学学术作品的制作过程以及民俗学实践主体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推进实践民俗学的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