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军人优抚

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针对军人和军人家属,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军人优抚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3项内容:一是军人的伤亡抚恤;二是优待军人的措施;三是优待军人家属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内容繁多,目的在于安抚军人及其家属,支撑抗战。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政策和措施却打了折扣。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由救恤到保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伤残军人的服务型抚恤探析——以国统区荣军教养院为中心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决战,在浴血奋战中产生了大量伤残军人.妥善安抚这些伤残军人及家属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国民政府在经济困窘,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扩大了教养院的规模,强化了其"管、教、养、安置"的功能,伤残军人抚恤呈现出由恤金抚恤向服务抚恤侧重,物质抚恤与精神抚恤结合的态势.这种抚恤方式虽然节约了开支,保障...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地方实力派是国民政府时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政治、军事集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各地方实力派的特点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争取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做出很大贡献。     

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

忠烈祠是国民政府为祭祀在战争中为国家忠勇牺牲的官兵和民众的神圣场所.国民党江苏省地方各县市筹建忠烈祠的活动经历了抗战胜利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国民政府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忠烈祠功能进行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诠释.忠烈祠功能的嬗变,使民众与政府之间在国家象征体系的构造上,产生了或互补、或冲突的关系.这对江苏地方忠烈祠的筹建产生了深层影响,从而导致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建祠结果.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社会行政机构的改革。社会部的成立是战时行政改革的创举。改革中存在诸多分歧与妥协,如厘清社会行政机构的事权冲突、关于省政府设置社会行政机构的分歧、社会部和行政院有关运行经费与机构设置分歧等。抗战结束时,社会行政机构在省县尚未完成普设。改革虽有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但改革遭遇困境,未能奠定建国基础。究其原因,改革主要受抗战政治环境之明显制约,改革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也与蒋介石个人对改革的认知有关。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更为局促的政治环境,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以加强社会建设,收拢人心,前景更为暗淡。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地方建设工役研究——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为充实国家实力,实现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推行地方建设工役。作为大后方重心的四川,奉重庆国民政府之令,征调大量民工服工役,进行与农业增产密切相关的垦荒、水利和造林等地方建设工事。为此,四川省政府改进了工役运作系统：在征调机制方面,规范机构和程序,并制定相应的征调原则和方法;在管理机制方面,对民工在层层编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工作上的管理;在经费来源方面,对国民工役费和代役金作了相应规定;在待遇方面,划分给养和义务两种方式的工事范围,并制定给养工事发放标准的工作能率。大局上,工役的实施提供了地方建设工事中急需集中使用的大量民力,为取得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见成效之情况。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海军派系的分治与整合(1927—1949)

派系问题是国民政府无法摆脱的痼疾,党、政、军系统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海军内部派系尤为严重.全面抗战前,蒋介石一方面通过派系分治策略,以粤系、东北系制衡闽系海军,另一方面在镇江建立了电雷学校,培植嫡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战全局,蒋介石将电雷系归并于闽系控制的海军总司令部,统一了长江流域的海军指挥权,但蒋介石同时通过改组海军机构和派遣官兵赴英美训练等办法稀释闽系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重建海军的机遇,完成了对海军机构、人事的改组与整合,但未能根本解决海军派系问题.     

抗战胜利后平津两市留用日人政策及社会舆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批日伪产业。为了尽快复工复产，国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留用了一批日籍技术人员。平津地区也相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颁布了专项法规法令，对日俘、日侨进行遣返的同时留用一批有技术的日人，并对留用日人进行有效管理。留用日人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战后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美国、平津地方政府、各企业和被留用日人、普通民众多方利益的不同造成对留用日人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大不相同，在各地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舆论。     

抗战时期福建的兵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征兵制。福建省军政当局既严格奉行了中央的兵役政策,又因时因地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兵役行政机构,制定地方兵役法规,开展兵役宣传,优待征人征属,完善征集程序等方式,广泛地动员壮丁出征抗敌,使福建人民融入全民族的抗战大潮中,为保障抗战胜利所需的兵员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的科研机构

贵州的科研机构在抗日战争前就已出现过,分贵州地方政府组建。黔籍人士学成归来受命创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部门派人来黔组建和本地学者邀约自建四类,如：农事实验场,贵阳测候所,贵阳地质所等等,其科技活动多属调查、考察、检验及技术推广性质,尚无系统的研究方向任务,科研基础很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贵州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发展较快,一方面沦陷区的一些科研机构迁入贵州,或由迁人贵州的学者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部门组建办所;另一方面是贵州地方政府建立的科技机构较前增多。抗战期间,贵州的科技机构,包括独立科研机构和院校…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国民政府选择田赋改征实物,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