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贵阳旧俗

自明、清贵州改土归流政策实行后，贵阳便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聚居地，并成为黔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主要中心城市。在辛亥革命前的民俗和祭祀活动中，除了有很强的中原文化习俗表现外，并融汇了一定的地方特色。了解贵阳这方面的旧俗，可窥其一斑。迎春祭祀清代有“武迎霜降文迎春”的说法。这是清朝的两种祭祀礼制活动，含有古代教授后人的意义，分别在春秋两季举行。文官迎春，武官迎霜降。文官由各地知府、知县负责，一般在立春后举行。迎春的头一天叫“打春”，贵阳府知府，贵筑县知县以及府经历、县典吏等官吏在当夜设…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清代家礼书与家礼新变化

本文在对清代家礼书总体估量的基础上,梳理了清代繁多家礼书的三类主要构成,即前朝刊本、清朝官修家礼书和清人私修家礼书。由此发现清代家礼一方面继承宋、明以来的家礼传统,面对相似的社会环境,担当相似的社会功能,秉承相似的编纂原则;另一方面,清代家礼因其统治民族的满洲族性和清代平民宗族发展等社会新情势,在具体仪节和家礼结构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变化。与前朝相比,清代家礼无疑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湮没消隐。     

花马礼:16-19世纪中缅边界的主权之争

本文系统研究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困扰中缅关系的中国部分边境土司给缅甸王朝送“花马礼”的问题 ,认为花马礼起源于 16世纪后期缅甸东吁王朝的扩张 ,到清代 ,送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是车里和孟连 ;花马礼之废 ,则在缅甸雍籍牙王朝灭亡时。从清王朝和土司的态度来说 ,花马礼主要是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不严和缅甸王朝对中国边疆土司事务的干涉而沿袭下来的 ,但花马礼的存在 ,并不意味着边境部分土司的“两属” ,而是反映了清代国家观念和周边国家传统观念的不一致所产生的主权争端。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北京菜市口：砍头也疯狂

北京、南京、重庆、成都等不少城市都有地名“菜市口”,唯有北京菜市口故事最多。辽代京城有八个城门,东面自南向北是“安东”“迎春”二门,菜市口位于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城廓扩大,东面自南向北有“施仁”“宣耀”“阳春”三门,菜市口地处施仁门内的丁字街;元代时,菜市口一带成了大都城（现今内城）城外西南的地域;明代开始成为京城有名的蔬菜市场,时称菜市街。清代把已经很繁华的菜市街更名菜市口,并将其当作处决犯人的刑场。     

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

关于清代礼学研究的状况,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礼教》中说:“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章氏遗书》卷一)时至今日,研究者亦难以越出这“五端”。礼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深入发掘礼学的内涵,突破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视野,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角度,就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的     

“满汉全席”名实考辨

“满汉全席”作为与宫廷食礼密切关涉的官场食制和上层社会的筵席模式,在清代经历了产生和不断发展演变的诸多形态;而作为食文化现象,它则贯通了清、民国,直至当代。然而,对这样一个关乎清代饮食风尚、典章制度甚至折射政治、风俗、文化演变的问题,人们却有种种误解,使其成为无限奢华、神秘莫测的“虚幻的饮食”。尤     

评《清代六部成语词典》

清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清朝中央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清代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封建专制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机构,它们秉承皇帝的旨意,承理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方面的事务,分别行使管理国家行政的职责。六部在清代中央国家机关中,职任重要,辖务甚广。所以,它们在本职业务范围内所产生的一些专用性词汇用语,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内容广泛.这即是清代“六部成语”的来源,它包含了清代国家许多重要方面的历史典故、典章制度、政策法令以及历史知识。通过了解     

明清社会礼大于法造成的冤案

中国是文明古国，其法制的历史绵长而清晰，内涵丰富，自成体系，曾经长期走在世界法制史的前列，而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国古代的立法，自魏晋以后，都是表面上的明刑弼教与骨子里的以礼入法内外相维。所谓“法主刑辅”、“礼主刑辅”，或“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等说法，无不是用礼的感化约束与刑政的镇压相结合，用礼来防范和减少犯罪的发生，用刑来惩治犯罪，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中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极其重视礼的作用，他强调“重礼者，盖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考述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在“礼”的方面,可分为传承礼“义”、传承礼“仪”礼“容”。其传承方式是或着于竹帛,或直接传习“礼”的礼典和动作。在传承“乐”的方面,表现为《乐》的成书及亡佚。经过战国至汉初儒家的传承,宗周礼乐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但已不再是周代旧“礼”下礼的“义”、“仪”、“容”浑然一体以及礼乐水乳交融的状况。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李禹阶在中国古代，礼是华夏民族及国家的重要文化特征。《大戴礼记·礼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说明礼与形而上学的...     

《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评介

2008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林存阳著《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一书,是作者继《清初三礼学》之后研究清代礼学的又一力作。笔者研读之后,略谈一点体会。     

昏礼起源考辨

壢昏礼起源考辨黄浩《礼记·昏义》中曾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又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作为儒家经典的《仪礼·士昏礼》和...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宋代生日赐礼制度的形成与政治效应

朝廷向臣下赏赐生日礼物是一种具有宋代特色的制度。原本个人性质突出的生日礼物进入制度，遭遇儒家关于“物”的观念和孝亲观念的挑战，形成制度与观念的冲突。宋人在公文中运用话语策略，将生日赐礼的道德意涵导向“养贤”和“移忠”,政治表述方式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改写保证了制度的稳固。生日赐礼制度在个体、家族、国家等层面发挥政治效应：通过政治展演，炫示荣耀、敦睦宗族和激励士大夫；通过建构君臣共同体，形成具有人情味的君臣互惠关系；通过额外赏赐施加异恩，获得臣子的忠心和更多报效。生日赐礼制度成为理解宋代文化观念、文官政治特色等问题的一个切口。     

清代的地方行政与幕友人事制度的形成

汉代的幕府制度发展到清代,成为特殊的幕友人事制度。清以前的幕职,一般是国家正式官职。清代的幕友,却是地方主管官按照“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自行聘请的私人秘书与私人顾问。官与幕是平等而紧密的宾主或朋友关系。主管官对幕友隆礼厚遇。幕友的报酬是主管官私人定期奉送的束修。清代幕友主要有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种类。他们的工作包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行政事务。但到鸦片战争后,“其所司之事,当以治文书章奏、司粮们军需及领水陆兵勇为三大要端”。①幕友可以通过主管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不对自己的行为负…     

秦蕙田《五礼通考》引聂崇义《三礼图》考论

清代学者秦蕙田以《五礼通考》名世,是书引用礼图文献数种,如聂崇义《三礼图》、杨复《仪礼图》等。其引礼图或言撰者,或不言撰者,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立说皆以经史为据,体现了清儒重考据的治学风范。今以征引聂崇义《三礼图》为例,考释其礼说内容真伪。     

明朝人的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中国之礼,或曰起源于“戏”,或曰起源于宗教祭祀。礼一旦确立,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秩序。时至明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明代的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进而影响了明朝人的行为实践。在礼与情的关系上,明朝人提出基于人生、人情之上的新见,实现了从“以礼为情”向“礼由情生”的转向;借助于对“礼”与“非礼之礼”的辨析,将礼定义为内心的自觉;无论是朝廷行政,还是学者所论,礼与法无不有趋于合流之势;在礼与俗的关系上,则是礼通过简易化、通俗化的历程而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之中。明末清初,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礼教秩序的重建,礼观随之趋于中庸化。     

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

皇后是皇帝的配偶,但皇后的内涵却不仅仅限于“帝妻”一层,因此,册立皇后之礼一向都被列入历朝典章,成为朝廷大典。清代也不例外,“册后之礼”赫然列在《大清会典》第11项嘉礼。清朝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德宗载湉11帝,共有28位帝妻得到过皇后的称号。不过,同为皇后,差别却很大,有的是经大婚册立的嫡皇后,有的是死后才追谥的皇后;有的4后同属1位皇帝,有的却仅1后属1帝,有的皇后属同宗同族,有的与其他任何1位皇后都无家族联系。本文拟通过考察她们册立的途径、礼仪、原因以及她们与皇帝个人、朝中政治集团的关系等等,探明皇后内涵中超出“帝妻”的内容以及清代立后与八旗大姓氏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