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凸纽形玦看环南海区域土著文化的交流

这是一篇区域民族关系史的考古学研究,作者通过环南海的华南大陆、台湾、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地带相对集中分布的凸纽形玦的整理分析,探讨该区域史前、早期历史时期土著文化的交流。凸纽形玦是新石器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出现于环南海地区的一类特殊的玦形佩饰,是反映该时空民族文化特殊性的重要物质文化因素之一。作者首先系统收集了环南海各地凸纽形玦的发现与空间分布,并根据形态变化的规律,参考地层或已有的年代资料,对凸纽玦做初步的分类,探索可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并提出该地区土著民族文化间的内在相关与互动的看法。本文符合从考古学探索民族关系史的一般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与国内外学者已经关注的环南海甚至更大范围分布的有肩与有段石器、树皮布石拍等文化因素时空分布吻合,基本上就处于凌纯声先生建构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范围。     

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器用途研究

<正>一、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器应定名为珑对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器,不少学者作过研究,如孙守道、刘淑娟、朱乃诚等(1),其中以朱乃诚的专题研究最为全面。关于这些兽面玦形玉器的用途,朱乃诚根据三件发掘所得兽面玦形玉器在墓葬中的情况,作出如下两点推断:(1)兽面形式可能是具有避     

马家浜文化玉玦小考

玉玦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具有完整器形的非生产用的第一种玉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区域,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玉器工艺最为精湛与辉煌的区域。开本区域史前文化之先的马家浜文化的用玉,自然对研究这种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作用。近50年来,马家浜文化的发现获得重大收获,有关玉玦的信息也逐渐丰富。本文试图结合考古资料对出土玉玦比较进行分类分型,通过玉玦的出土位置分析其使用功能,从而对马家浜文化玉玦作一些基础性的探索。     

环玦类石制品扩孔工艺的实验考古研究

就环玦类石制品的扩孔工艺而言,环砥石是用于研磨扩孔的重要工具,条状砾石是环砥石较为理想的材料。实验表明,利用加砂法研磨扩孔,对环砥石的石质及硬度并无绝对要求,但在修整管钻孔茬口时,可能对环砥石的硬度要求较高。环砥石硬度对自身磨损程度起关键作用,硬度越高的环砥石磨损痕迹越不明显。环砥石常见的磨损痕迹差异包括乳突的有无、分段现象是否存在、分段中棱线的显隐、各分段磨损面的磨损程度差异、顶部坡度角大小差异等等,分别对应不同的形成原因。可能有一些环砥石我们尚未能在考古研究中辨识出来。考古出土的环砥石,可能有简单修整茬口和扩大孔径的不同功能。     

近出■■盉铭文考释

■■盉出于山西,应为西周穆恭时期器。此器铭之"■■"应是器主。《左传.昭公十五年》说,诸侯受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薦彝器于王之礼,由本铭可以得到验证。"■"字应释为"盘"字,此铭文为盉亦可以称为"尊般(盘)盉"提供新证。     

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玉玦的传播——从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鬼门洞遗址个案分析谈起

从东北亚视野,探索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距今8000—7000年前),中国东北兴隆洼遗址,俄罗斯滨海地区鬼门洞及日本福井桑野遗址出土相类似玉器,包括玦饰、匕形器、弯曲条形器等组合。由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实验证实鬼门洞的玉玦是通过砂绳切割技术开口,这是一种以砂、绳子和水结合,对玉器加工的技术。同样的技术在兴隆洼和桑野出土的玦饰上被证实。因此,从空间、时间、玉器组合及制作技术,证实在7000年前后,中、俄、日上述三处的遗址可能存在共同玉器文化的因素。最后,讨论了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玦饰的起源和传播关系:一、按现今东亚玦饰整体分布,8000多年前原生玦饰玉文化在辽海一带已经形成。在距今8000—7000年间,玦饰范围已突破辽海地区进入河海平原及山东丘陵一带,是东亚最早玦饰的分布圈。二、早期玦饰的传播,是玉器组合的扩散。     

明崇祯"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龙纹盘考

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及其他国内外博物馆的明崇祯"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龙纹盘,为崇祯时期王府用瓷之标准纪年器,其盘心龙纹样貌异于其他时代,为崇祯一朝瓷器所仅见.作者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此类盘应为晚明赵王朱慈(懒)向景德镇民窑定烧,部分盘心龙纹之画样或源自《程氏墨苑》与《方氏墨谱》二书.     

美意绵绵活玉玦

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立.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史记·项羽本纪》玉玦,似玉环而有一缺,由于这多少有些奇特的形状,在热衷于佩玉的春秋战国之际被演绎为一种人格的标志:“君子能决断则佩玦”,还被赋予另一种象征意义:“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还,赐玦则绝(《白虎通》).“鸿门宴”上范增所出示的玉玦,就表示两种意思:一、速速决断;二、与刘邦“决绝”即杀掉他.     

雌盘考释

本文对河南南阳出土的雌盘进行了考释,认为其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盘铭的"蔡臧君"即蔡庄侯甲午。器主雌的生活年代,应与蔡景侯大致相当,约在公元前560年前后。雌盘和蔡侯班戈等蔡器在南阳的发现,印证、丰富和补充了传世文献关于楚灭蔡的有关记载,使我们对当时的蔡楚关系等相关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

本文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来揭示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百工"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周原齐家制玦作坊手工业墓葬的分析表明,西周时期依附式(贵族或王室拥有)手工业生产者身份存在着等级差异,既包括平民、奴隶,还包括作坊的管理者及小贵族等。就其劳动力构成而言,绝大部分生产者当并非奴隶。     

江西吉州窑发现宋元青花瓷

1975年夏天,我们在调查吉州窑遗址时,于松林坡窑堆的破土断面发现了青花小碟残器一件(图版伍:5)、青花大碗残器一件(图版伍:6)、烧结青花瓷盘一件。这是一个可喜的发现。吉州窑为宋元瓷窑。     

说珙

玉块器型的样式古文献已有注释:《说文》释为“玉佩也”;《广韵》注为“佩如环而有缺”。我国文物、考古界均从《广韵》。凡圆形玉器中切割有缺口者皆被称作玦,这似乎没有多大分歧。至于它的功能,古人说法不一,但从正式发掘的墓葬中找到的例证则有:四川巫山大溪遗址128号墓出土的玉块,它位于头骨的两侧,显然是饰于耳垂的耳环之类的装饰品;又在台湾卑南古文化遗址B763号墓死者的头部两侧也发现有玉块,不过此玉块较大溪128号墓出土玉块在器形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由单纯的圆形块增饰了六个突出的乳丁,     

虎头梁遗址中的锛状器

本文研究了1972～1974年间发掘的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中的25件锛状器。根据外部形态,这些锛状器被分为三角形、梯形和长方形等3种类型。石料包括硅质岩、火山角砾岩和石英岩,毛坯主要以石片为主。统计分析表明,锛状器的左、右边角的值非常接近;左、右刃角的值则相差较大,且总是右刃角的值大于左刃角。这说明生活于虎头梁遗址的史前先民在控制锛状器形状上有着高超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需要对工具的部位进行特殊的加工。根据现有资料比较,虎头梁遗址是迄今为止国内所发现锛状器类型最丰富、数量最多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说“瑗”

玉瑗是璧环类玉器的一种器物类型,其萌芽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是应璧、环类器物的解玉之需而产生的。符合《考工记》《尔雅》所记玉瑗定义的实物,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重环谷纹玉璧",与《考工记》所载"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符合若节,应是当时璧、瑗、环三器集于一体的标准器。     

中国原始社会耳饰研究

中国原始社会出土的耳饰是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出现的。由于新石器时代还没有成熟的冶金工艺,因此,此时出土的耳饰大多是以玉石材质为主,也有少量的陶、煤精、牙骨等质地。耳饰形制主要是以玉石质的玦为主,以及少量的耳珰和耳坠为辅。其佩戴方式主要有夹戴(如玦),直接塞入耳部穿孔(如玦、耳珰),或穿绳系挂于耳部(如玦、耳坠)等。     

淹城出土的銅器

江苏武进县淹城农业社在1958年4月下旬,因积肥运动,結合开辟魚塘,在內城河里的草苔(泥炭)下面挖出独木船和一批銅器及几何印紋陶罐等(参看本刊1958年11期80頁报导)。出土銅器有尊三(图4)、三足盘一(图5)、三輪銅盘一(图1)、牺(匚也)一(图2),出土时牺(匚也)叠置于三足盘中,三輪銅盘复在牺(匚也)的口上(图3)。此外还有句鑃一組七件(图6),器身毫无銹痕,如初出范的器物一样。除句鑃素无紋飾外,其它銅器上花紋則已較工整精細,正如郭沫若先生在"两周     

河南淅川坑南旧石器时代遗址TG05发掘简报

坑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TG05位于遗址西区,2016年—2017年发掘,出土石制品304件,动物化石6件。石制品原型多为磨圆较好的砾石,以小型、轻型标本为多。脉石英为主要原料,采用石核—石片技术直接剥片。工具组合以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等片状毛坯的轻型工具为主,砍砸器、手镐等砾石毛坯的重型工具数量较少。多以硬锤加工,个别工具可能使用软锤。推测遗址的性质为短期活动营地,时代为晚更新世早期。     

论红山文化玉兽面玦形饰的渊源

红山文化玉兽面玦形饰,俗称玉猪龙,是红山文化晚期典型遗存之一。长期以来,对这种玉兽面玦形饰的渊源未曾展开讨论。近年来,受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大墓(2007M23)发现的启发以及对有关问题认识的深化,     

湖北鄂州“研薑叠”铭研磨器

<正>201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鄂州杨叶镇古塘村一窑址附近的断面处采集到研磨器一件,器足刻有铭文“研薑叠”三字。经释读,“研薑叠”应为“研姜碟”,为该类器物的定名及功能探索提供了新的参考。研磨器一般是指内壁刻槽或有凹凸戳点的碗、盘、钵、盆、罐状器物,其用途与定名多有争议。名称有研磨器、擂钵、研钵、澄滤器、沉滤器、刻槽盆、刻槽器等。     

谈几件新著录的养国有铭铜器

本文对新著录的两件扫父养朝簋及与旧录的昶鼎、昶盘、昶等相关铭文中以往缺释或误释的文字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这几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扫父养朝,其时代系春秋早期后段,其与《贞松》所载同出的一些养国铜器,皆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县平氏乡张相公庄(今平氏镇新庄)的养国家族墓地,从而复原了相关铜器群的出土背景,纠正了过去的一些误解。通过对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铭文中"夏"字的讨论,对古文字中相关"夏"字的构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对传世的昶伯匜铭文中的"夏"字等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南阳夏饷铺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壶的器主昶伯可能系养国公族,其时代为春秋早期,该器可能系养国贵族助鄂侯之丧的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