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考据派在方志学领域兴盛原因的另类探讨

在清代方志学领域,考据派一直超越文献派,占据主导地位,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但清代方志讹舛百出、学界对志书质量多有不满,也与考据派兴盛不无关系。其纂修意图,重在修正和避免前期志书的错讹,其纂修方法,有着信古籍征文献、轻采访重考证之特征。     

简述清代方志三学派及方志学的创立

清乾隆、嘉庆年间,是纂修方志的繁荣时期,方志种类极多,而且范围甚广。综观当时参加编纂方志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派,即辑佚、考据派,官吏、士绅派和史学派。     

齐梁骈文对清代常州骈文兴盛的影响

南朝齐梁时代是中国骈体文发展到极致的阶段．也是骈文创作的黄金时代,作者云集,名家辈出,像王融、谢胱、江淹、沈约、昭明太子、梁简文帝、梁元帝等。该时期骈文清新巧丽,多指数典隶事,“雕藻淫艳”,“倾炫心魄”,并追求声韵美,对后代骈文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试论李绂的方志学思想

李绂既是修志的实干家,又是方志学理论家,其思想有其独到的精辟之处,提出了"方志乃是史类"、"以诸史为宗"、"籍征考"与"资援据"等观点,对我国传统方志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李绂有其一席之地。     

清代涪州教育兴盛原因考

清代涪州地区教育在四川省内最为发达。本文作者试图从清代涪州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分析其教育兴盛的原因。     

清代涪州教育兴盛原因考

清代涪州地区教育在四川省内最为发达。本文作者试图从清代涪州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分析其教育兴盛的原因。     

论清代至民国时期广西江口圩商业的兴盛及其原因

清代至民国时期,江口圩的商业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并兴盛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商业人口增加与圩场拓展、商铺数量增加与商人实力不断增强、商品贸易量增长和商业辐射范围不断延伸等方面,从而在广西圩镇中具有较高的商业地位和影响力。历史上江口圩之所以能够出现兴盛的局面,主要是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元代萨迦派在五台山的传播

藏传佛教有许多教派,元朝时萨迦派最为兴盛。在考察萨迦派在五台山的传播之前,有必要先概述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与元朝皇室的密切关系。有了这个基础,再研究萨迦派在五台山的传播就顺理成章了。     

简论唐代地理著作兴盛的原因

唐代地理学不仅图经和域外地理著作大量涌现,而且地理总志、地方志及专论某一方面著作也取得显著成就。究其原因,有国家的统一和国情的体现;中外交通的发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对前代地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人文素质提高和统治者的提倡等诸多因素。     

试析明清徽州会社的兴盛及其原因

明清徽州会社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形态更显完整,运作也更加规范。鉴于这些与众不同之处,本文特意针对明清微州会社兴盛的表现及原因作详细论述。     

浅析西夏河西佛教兴盛的原因

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境内寺塔林立,僧众如云,上至皇帝太后、下到平民百姓,皆多崇信佛教,译、校经之风大盛,法事频繁。本文从河西地区佛教基础、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渊源、民族政权、境内民族信仰、统治者的提倡和河西地区相对稳定的环境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西夏佛教兴盛的原因。     

清代吉林地区满语的使用及其衰微

吉林地区自康熙中期始,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道光以后,由于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满语逐渐衰落,最终被汉语所取代.但满语并没有消亡,它作为底层语言保留在东北地名和方言中,延续至今.     

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

清代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对象。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大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或佐证事实，或校订脱讹，或旁通音训。因此，以子证经是乾嘉考据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法。     

港澳地区地方志编修及对方志学的研究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至今已有逾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两轮全国修志的热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香港和澳门回归已十年有余,在全国范围内,只有香港和澳门尚未有新编地方志问世。港澳地区编修地方志,既可以全面展现其在开埠以后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对推动港澳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同时又可以借此促进港澳的文化回归,民众通过地方志探索自己的文化根源,了解其与中国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具有深远的意义。     

岭南新志求索录——对“岭南志派”的讨论

在讨论正题之前,首先申明笔者的观点：任何一种学术流派,都只能是整门学科的组成部份,而绝对不应该看作是与整体分隔开来的独立个体。以方志学而言,流派是缘于地方的特点,促使志书更客观和科学地反映社会现象和实际生活,从而有利于尽量缩短从成书到为大众接受、认可的时差,使志书发挥最大的效益。     

清代对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原因

胥吏操权柄、谋私利是宋明以来政治中的重要弊病。清代鉴于前朝教训,曾经对胥役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但并未能坚持下来,收取实效,反而演变成了“与胥吏共天下”的荒唐局面。其原因在于清代高度中央集权下,国家管理的例规化封闭性运作和具体制度中的缺陷。清代对胥役管理的失控表明了专制国家的官僚政治,不可能解决这一痼疾。     

科学与人文融会的传统--读杨小明《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

科学与人文相互融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研究,对于今天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小明博士的著作《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即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的一部水平较高的著作。     

清代校勘学兴盛的语文学原因试析

校勘学在清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群众化的学术活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之外,清代语文学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从皖派学者治学的实践来看,文献校勘离不开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知识,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又常常在文献校勘的基础上进行。清代校勘学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清代语文学的大发展。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征引必注?——清代中期方志“纂辑派”与“撰述派”之争的一个侧面

纂辑派、撰述派是清中期以来形成的依据编纂方式对方志纂修进行的派别划分,其中征引是否需注明出处是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纂辑派以官方诏令的客观支持,完善的历史传承体系,借鉴传统注书体例等因素倡导征引必注;撰述派以注引有似类书、修志不应囿于史料编排而主张征引不必注。两派观点的差异根源在于对"述而不作"的不同诠释。嘉道以降,在方志征信考实的纂修原则下,征引必注逐渐模糊了两派界限,成为多数修志者秉持的学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