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俊:投身主体教育的教育学家

正2013年是华中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为迎接校庆,学校出版社准备推出系列图书,其中就包括我撰写的《华大精神与人文底蕴——学人·学术·学养》一书。因为撰写该书,我便与王道俊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该书写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上的一些名家大师,选哪些人,当然需要一定的标准,我也自定了一些标准。在我的心目中,王道俊先生自然是位列其中的。在写王道俊先生之前,我先做了一番功课,查阅了相关资料和研究文章,目的是增加对王道俊先生学术贡献的认识和了解。     

我与先生——纪念赵俪生先生八十诞辰

赵俪生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师,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他投身革命已有六十多年,从事史学研究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史学巨匠到今天硕果仅存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先生仍笔耕不缀地劳作着。先生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著名学者之一,而他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却是合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特别需要加以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财富之一。他的遭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非常典型而且有代表性的,先生是我的恩师,曾为我的论文集作序,题为《春波与我》。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我仅从个人角度由感性到理性地谈一点对先生的认识,以便读者,特别是比我年青一代的学者们进一步了解先生,故循先生笔法作本文是为纪念。     

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

当代国语大师黎锦熙先生为国语的统一和汉字的简化倾注了毕生心血。黎的弟子梁容若先生写的《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详细地回顾了黎先生的业迹。     

苏雪林“留备送人”的照片

苏雪林在《浮生九四》（三民书局,1991年版,下同）中说,对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并自命为胡适的再传弟子。胡适去世后,为遭悲怀,苏雪林写了《冷风凄雨哭大师》《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等七篇追忆文章。后结集成《眼泪的海》。     

“星期学校”与李公朴较场口获救

今年是李公朴先生遇害及陶行知先生逝世50周年。写此文前,我查阅了所有关于陶李两位先生的传记,均无星期学校记载,因此在二·一○较场口血案中,李公朴先生是如何从会场暴徒手中营救出来的,也就缺乏详实记载。有的传记资料甚至报道失实。 如今了解这一情况的人大多已不在人     

绘画人生──记国画大师程十发

程十发先生是驰誉国际艺坛的中国画大师,他的人品艺德早已名闻遐迩。由于程老是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凡上海举办的艺坛盛事,只要是与“绘画”有关的活动,尽管年届耄耋,他都要身临现场为人助阵。 笔者曾对程老提出采访的请求,被他谦逊地推托：“我是一个普通老人,平素喜欢瞎画一通,不值得写的。你要写就多介绍些年轻画家。”后来在了解程老其人其事的友人处,剪下彩影片片,以飨读者。 学画两老师 十发先生１９２１年出生于松江,松江是个古城,已有１７７０多年历史,素有上海之根之誉,山明水秀,古迹胜多。程十发父亲程欣木先生,是…     

传承王力精神 发展客家大县

正我第一次知道王力先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曾读过由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及《王力诗词格律》,整整几部书厚重而深远,令孜孜求学的我受益匪浅。那个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工作后会有机会来到王力先生的故乡——博白县,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位国学大师的成长之地,了解他的生平故事,感受他的旷世风范、人格魅力,并有幸为其精神传承、其家乡发展献上我的微薄之力。     

记者眼

在聊了一大圈后,编剧Y先生突然说：“要不,就别写我名字了吧？”我有些理解。却还是惊讶地愣了愣。Y先生编剧的《心花路放》正以票房绝对第一的势头在各大影院放映着,铺天盖地的介绍里都讲,电影里黄渤和徐峥的旅行,原型就是导演宁浩拉着刚刚离婚的Y先生散心,从北京一路开车到广西北海。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不写他的名字,也能很容易看出我写的是谁吧。     

章太炎不只是路痴

正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生恣意狂放,学术界中少有人能入其眼,即便是一国首脑,也不在话下。当年袁世凯宴请黄兴,下了帖子请他作陪,章大师丝毫不给大总统面子,在请帖上写了四个大字"恕不奉陪"。袁世凯非但不敢生气,还把章太炎的墨宝精心装裱起来挂在墙上,见人就说:"我终于得到章大师的亲笔了。"更有甚者,有次蒋介石夫妇在杭州楼     

铭记了一师的教诲——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正2020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收到王力先生的儿子王缉志先生的电话,他说,《文史春秋》杂志要出一期纪念国学大师王力的专刊,邀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而我也正有这种意愿,自然就满口应允了。前不久,见到知名作家、摄影家邹士方于2019年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王力教     

但开风气不为师——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

前年我去看电影《梅兰芳》,在等待进场时和身边的人闲聊,我问：“你们看过梅兰芳先生本人演的戏吗？”被问的人异口同声,都说：“没有看过。”这也难怪,梅先生1961年逝世,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曾亲见他演出的人自然不多了。这使我想到胡适之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先生在中国可是个大大的名人,他倡导文学革命,主张写白话文,并带头写新诗;他宣扬民主自由,讲究科学,反对迷信,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深深缅怀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2006年2月去世后,很多人都劝我写一写文章,我却总是提不起笔来,除了参与起草老人的悼词,发表了一篇IH稿《张中行与通县师范》外,什么也没写。我想,人不在了也就不在了,写不写文章,其实已经和老人无关了。悲伤在自己心里,写不写出来,其实也和别人无关——为什么非要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陶潜诗云：“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此而已。悼词定稿后,人教社张厚感先生曾来电,说落下一句很重要的话：“他的逝世,是我国教材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我回复说,老人已经走了,作为晚辈、友人,     

西北文物事业的奠基人赵望云先生

赵望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先生是我围著名的国画大师,他在上世纪20年代,就名闻京华,《大公报》聘他为旅行写生记者,冯玉祥支持他创办《抗战画刊》,他画画,老舍题词,写农村生活,支持抗战救国,深受人民爱戴。近读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画大师赵望云》一书,本书对赵先生在国画方面的贡献,以及道德、学问、品德,     

毛泽东为齐白石“纠改”地主成份

1950年1月,我任湘潭县委书记兼县长。 土改中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当时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住在北京,但在湘潭老家有500多亩田产,他担心被划成地主,就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4页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

正季羡林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熔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学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鄂圭俊:孤寂而富有的艺术家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是北宋大文豪、大书法家苏东坡的诗句。东坡先生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不求甚解。突然有一天看到鄂圭俊先生的一副大字对联,让我吃惊不小,便脱口而出,大师之作,东坡先生之语豁然开朗,如侧耳旁。之后,其书法之气势、之韵味绕梁三日,不绝于心。走近他,了解他,近距离地触摸先生的愿望一日强似一日。无奈不得其门而入,又不甘心放弃。据知情人士说,鄂圭俊先生就在西宁,而且是我民和土族老乡,此愿更浓,如何能放得下。     

南怀瑾:海峡两岸的信使

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人们非常关心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事。作为国学大师、密宗高人,介绍南怀瑾先生的文章已经俯拾皆是,人已尽知。这次从大陆与台湾两岸合作信使的角度,写一写南先生心忧天下的高士情怀,人们一     

玩物成家古所无——王世襄先生与《锦灰堆》

一人的一生能做多少事?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有的人终其一生可以不做事,吃饱了混天黑,浑浑噩噩一辈子。也有的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甚至大成就,名重一时。但像王世襄先生这样的人,不夸张地说可谓世所希有。他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杂家。他会什么?我一时也说不全。笼统地说,老北京五行八作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有一次闲说话,无意说起话剧《天下第一楼》。他对妓女被带进饭馆居住这一情节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东家所不许,行业所不容,故完全不可能,纯属胡编。他还顺带指出某些名家的京味小说写得“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他心存厚道,没有把这些写出来发表罢了。     

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物──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1993年是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张申府先生（1893─1986）,哲学史家兼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1893─1964）,以及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先生（1893─1988）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化书院于当年下半年（梁漱溟先生的诞辰日）召开学术会议,探讨研究他们在中、西、印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有幸也被邀与会,并就梁漱溟先生事提供了一个书面发言。今录之于下。我对上述三位先生的学术、道德、生平都缺乏研究,本来没有发言权。唯独对于梁漱溟先生,我禁不住想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梁先生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意外地读到汪东林先生发表…     

忆张仲鲁先生主持开封文史工作

上世纪30年代,张仲鲁先生任河大校长时,我是河大附中的学生。我和仲鲁先生是在1965年相接触的。那时,他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在开封主持文史资料工作。1965年初秋的一天,梁建堂。同志在街上遇到我说,张仲鲁先生想找我谈谈,请我到市政协去一趟。过了几天,我便如约前往。仲鲁先生那时住在开封市政协一个两通间的房子里。我进去时,他正伏案工作。听我报了姓名,他连忙放下笔,热情地招待我,关心地问我解放后的工作生活情况,并把他近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也简单地告诉了我。那种恳挚的态度,就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说,周总理非常重视文史资料工作,撰写文史资料就是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也是我们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并提出要我写一篇有关《河南民报》的资料。这时,我才知道,仲鲁先生事先已了解了我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