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榆林镇的烧荒行为

烧荒的目的是“绝其孽牧”,不让战备物质为敌方所用。顾炎武《日知录》卷 2 9“烧荒”条 ,已将烧荒的历史追溯到了战国时代的秦国。明代九边全线防御 ,守边将士因责任重大而多采此法。成化六年 (14 70 )四月 ,陕西官员即“会同陕西镇守巡抚官计议烧荒不尽”,凡“致贼得藉野草犯边者 ,宜如法究问 ,兵部其行舆知之”,尤其是为保证宁夏、榆林之安全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事例 1:王琼《北虏事迹》记嘉靖八年 (15 2 9)十月 ,“奉敕本边官军出境烧荒。 (王 )琼恐所在主兵寡少 ,深入失利 ,行令调到延绥、固原兵马防护出境。东自定边营起 ,西至横城堡…     

单士元的"洒脱"王利器的"乡情"

故宫,这昔日的紫禁城,不仅拥有现存规模最巨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拥有最丰富的历史艺术杰作和宫廷珍品,而且拥有一批堪称“国宝”的大师级物专家,要不是发生“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谁会想到,“国宝”们的命运会和向阳湖联系在一起呢？——1970年春,当单士元先生随故宫“大部队”下放咸宁时,已经六十有三,早已过了眼下的退休年龄。     

"鲜卑山"考源

一、关于“鲜卑山”的几个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经过长期查访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鲜卑拓跋氏在《魏书》中记载的“旧墟石室”“嘎仙洞”,用他自己的话说：“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陈连开先生也评价道,鲜卑“嘎仙洞”的发现,“解答了史学上一个千古之谜”,是“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2的确如此,鲜卑“旧墟石室”的发现不仅为鲜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坐标,同时为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诸娘"与"唐部":闽江下游民俗生活中的族群关系与历史记忆

众所周知,福建的地域传统是以属“南岛语族”文化圈的“闽越”土著为“底层”的。对于从事福建(包括整个华南)文化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一地区如何从“蛮夷之地”转变成为以“汉人”、“汉文化”为主导的地区,一直是一个难以回避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曾经说过,福建“可谓最缺乏历史之省份”1,这里所说的“历史”,当指“直至五代犹未甚详”的文献典籍而言。然而,自唐末五代代表“中原汉人”正统地位和文化身份的王氏经营闽地之后,福建便“蜕变”成为人文蔚起的礼仪文教之邦,完成了由“蛮夷要服”向“海滨洙泗”的转变,宋儒…     

宋公文先生《楚史新探》面世

最近,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公文先生所著《楚史新探》一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该书在楚史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以对楚国历史上曾盛行的令尹制研究为突破口,探幽索微,向读者展示了先秦时代楚国上层社会历史文化特质,使我们对楚史研究中比较棘手的“令尹”问题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全书30万字,以20篇文章集成,从四个大的层次对令尹制进行了研究.第一是关于令尹及其比代     

是谁研究"肯定"金上京城的

《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辑)内有一篇马名超先生翻译的日本著名学者和田清写的《日本学术界对满蒙史的研究概述》一文①,我们读过之后颇有感概、疑虑和不平!因为和田清先生似乎对我国学者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在有的方面确有贪功之嫌。特别在他们说的“北满两大古都”即     

岐丰"周道"及相关问题

对于“周道”、“周行”,专门撰文进行研究的大概只有顾颉刚、杨升南两位先生。顾先生深化了朱熹的有关解释,认为“周道”是一种道路的专有名称。杨升南先生指出当时以都城丰镐为中心,修筑“周道”四通八达,西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凭借此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并且“周道”十分平直、宽阔,可容四匹马拉的车行驶。另外,《陕西西安交通志》相关部分也对“周道”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本文试图汲取前人有关“周道”的研究成果,并利用考古发掘材料,探讨岐丰之间的“周道”及其相关情况,希望补益于有关研究。     

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

19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影响深远。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块划分问题自然也引起学者思考。徐萍芳先生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此点应当成为共识。     

说史学上的“借鉴”与“劝戒”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一文中谈到史学工作的教育作用有很多方面,其中一条是历史的学习“帮助人们从青少年起一直到老死为止如何做人,帮助人们了解或者理解作人的道理。”还有一条是讲历史还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先生说“学历史,要研究历代治乱兴衰。研究这个问题干什么?对我们学习历史的人讲,就是在政治上给我们以启发,培养一种关心政治的兴趣,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它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教育还有另外几条。这些论断给我们以很深的启发,在我国史学史上,讲历史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时代变化、发展了,历史教育的内涵有所改变,但重视历史教育,是我们民族史学的特点。如史学上的“借鉴”与“劝戒”的论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之再辨析

在殷墟发掘以前,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1925年述学社《国学月刊》;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给中国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说明,以解决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殷墟发掘以后,此法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扩大了范围,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古代文字在内）与古代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古代历史。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