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李鸿章异同述论

本文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左、李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思想与活动进行评述。浅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一左、李都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对此,史学界已有共识。但对两者对“借师助剿”态度的看法则颇持异议。李鸿章的确是比较积极地主张“借师助剿”的。1862年,李甫抵上海,鉴于洋人兵强器利、“实肯帮我”和上海“孤危”的现实,便意图“借师助剿”,并在行动上设法亲近洋人。沪上官绅竭力鼓噪“,借师助剿’”时,李乃与其师曾国藩商定“不拒绝以伤     

抗战期间白崇禧与中共的秘密交往

白崇禧原国民党陆军一级 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历任过国民党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就是这位“小诸葛”,在抗战期间曾与中共有过一些交往。 1934年5月,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白热化,蒋令湖     

赵尔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行为

赵尔巽曾在东三省任军政要职。武昌起义前,以“贵密、贵速、贵周、贵细”的策略,镇压辽南人民起义。武昌起义后的一个月时间,赵采取“频繁会商,维持治安”、“实行戒严,以防不虞”等十项措施,竭力阻挠革命势力的扩大。自保安会建立到民国成立,他制定了“乱未起,预防之;乱初生,力制之;乱既起,痛剿之”的十八字方针,镇压革命党人,剿杀民众起义。自民国成立到赵离职,则实施“剿抚并用”的反革命手段,残杀张榕等革命党人,痛剿、遣散民军。赵尔巽忠于清王朝,维护专制统治,仇视民众,镇压革命,残杀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政治行为,说明他并非“世界伟人”、“天下所共钦共仰者”,而是逆历史潮流发展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皖北

1853年3月18日攻占南京,建为天京,以“更换朝代”为直接目标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得了重大胜利。但“南京之占领及固守”,仅仅是树立了“此新国之基础”,太平天国之存在,必持清朝灭亡后始可得人承认”。而“清室存亡”,亦“当视北京之能守与否为断”。因此,誓师北伐,“征剿妖穴”,便成了当时太平天国上下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中共获取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秘密情报的四条渠道

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10月23日,华北“剿总”开会下达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行动对内代号“穿心战术”,部队对外称“援晋兵团”;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     

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位外籍厂长马格里

李鸿章在晚清权臣中是一个洋务派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借洋兵之力“助剿”太平军,另一方面酝酿创办自己的兵工厂,以使他的淮军战斗力大大提高。     

奕訢与“借师助剿”

19世纪中叶,清王朝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内外交困,境况危迫,逐渐萌发了“借师助剿”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在东南地方官绅中流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诉将它变成了清政府的决策。在“借师助剿”的过程中,奕诉运筹帷幄,总操大政,其作用和影响非同一般。本文试就奕诉在“借师助剿”中的活动略作探讨。     

白朗起义的性质

一白朗起义是一次农民起义白朗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其所以会越“剿”越多者,实由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之故。在英山,“内匪蜂起,僭与勾通”;在鄂豫皖交界,“沿途人民附从者二千余人”,“鄂属之罗田、麻城、黄安一带,各地痞徒闻风响应”。“白狼在天水时,附近之哥老会匪及无赖游民,均以白狼之来袭,视为奇货,投入狼军者颇多”。“贩夫竖卒尽为匪人耳目”。“穷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可见参加者多为破产农民。农民之外,士兵加入者亦复不少,南阳镇守使郭文魁所辖士兵“投归白狼者甚多”,“季雨霖部下之兵多归之”。“荆紫关巡     

甘孜州发现大西农民政权的一方鎏金铜印

最近,我们清理甘孜州文化馆原来收藏的原德格土司家部分藏品时,发现17世纪40年代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政权颁发的“援剿营总兵官关防印”鎏金铜印一枚。 此印长方形,长10.4,宽7.3,厚1.5厘米,长圆柄。印文篆书“援剿营总兵官关防”。印背镌刻“援剿营总兵官关防”,“礼部造,大顺二年十二月 日”。侧镌刻“大字一千二百四号”。 大西农民政权是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农民政权。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大量集中在皇室、官僚、地主手中,农民受到极为残酷地剥削和压迫,阶     

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

袁世凯执政时期,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问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这是袁世凯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     

“韩边外”与“安分务农”匾

19世纪70～80年代,中国发生了边疆危机,东北边疆自然也不安宁。清政府鉴于这种形势、谕旨河南、河北道吴大澄为钦命边务大臣,驰赴吉林,以巩固边庭。当时,在柳条边外吉林南部的长白山区,盘踞着一伙以开矿挖金为生的流民团伙,其首领人称“韩边外”。本来,清政府一向认为“金匪”是不安分因素,并一再通缉其首领“韩边外”。可是,吴大澄到达吉林后,对“韩边外”不但不剿,反而与之握手言和,并为其亲自题写了一块“安分务农”匾。下面将其经过作一介绍。     

播州杨氏兴亡与平播之役

章对播州宣慰使杨氏从唐乾符初,太原杨端入播,至宋大观年设遵义军,元世祖授宣慰使官职,朝廷与播州杨氏保持良好关系,到明洪武十四年产生隔阂。后杨氏内部嫡庶相争;杨应龙宠妾杀妻之恩仇;贵州巡抚的几次告状;七姓土司政权的挑拨;川、贵巡抚的发难征剿。渴望“勤王反叛”,幻想朝廷曲赦的杨应龙,在失子之痛下被推向极端。以及“平播之役”,播军失败等作了一定的叙述。     

《象祠记》中的灵博山在黔西发现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所写《象祠记》中的象祠遗址,近日在黔西县被正式发现。《象祠记）是王阳明先生著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章,选入了《古文观止》一书,其开篇句就说“灵博之山,有象祠焉”。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所注和贵州《大定府志》所载,“灵博山在贵州黔西县境”。据此,黔西县组织有关专家多方考证,发现灵博山就是该县素朴镇内的“麟角山”,因山下多住彝族人民,彝语又称“山”为“博”,故又叫灵博山。“灵博山”原本建有以纪念传说中舜皇帝之弟“象”的祠堂,为当地彝族先民世代供奉,后于清初吴三桂剿水西时毁掉,于…     

周恩来巧排东北军内讧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由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着力斡旋,事件终于和平解决。张学良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于1936年12月25日独自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离开西安时,他留下手令,由杨虎城代理其西北“剿总”副司令职务,又指令东北军各军、     

陈布雷的人生末路

总统国策顾问之死1948年下半年,光明和黑暗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最后的决战。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辽沈战役的第一炮,经过两个月的激战,歼灭国民党军55万。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被俘、郑洞国被迫投降。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9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拥有10多万兵力、设有坚固工     

略说张献忠剿四川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张献忠被描绘为一个凶残无比的杀人恶魔。“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以至于造成整个四川省一片荒芜。康熙十年,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古洛东《圣教人川记》）;费密《荒书》记载：“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     

王玉瓒：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人几乎无人不晓。但是是谁打响的第一枪?多少年来却一直是个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开始“解冻”。随着史料的发掘,历史终于告诉国人: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时任“西北剿总”三队第一营营     

从汤油坊石碑看“湖广填四川”的真伪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农民起义的主要领袖张献忠五次转战入川,并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英勇抗击清军,在四川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张献忠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却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诬蔑为“杀人魔王”,在四川城乡流传着所谓“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的说     

傅作义将军四守孤城

国民党名将傅作义一生的战绩几乎都与守城有关:当团长时守天镇,当师长时守涿州,当集团军总司令时守太原,当“剿总”司令时守北平。这位以守城闻名的将军最大的功绩却是献城———将古都北平完好无损地送还给人民。     

试析抗战前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一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提出及内容1935年4月1日,在贵阳督剿红军的蒋介石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作了简要解释。接着,宋子文和汪精卫分别于4月3日、7日发表公开谈话,表示应当促成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成功。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史维焕等发起组织国民经济建设协会。各地名流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四出讲演,响应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