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文章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从三个方面谈了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修志人员的构成、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以及修志制度与经费。     

二轮修志必须坚持创新

<正>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方志编修事业的不竭动力。因此,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制去做好方志编修工作,具体要做到"三个创新"。一、思想创新编修思想创新是二轮修志创新问题中最根本和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方志编修作为人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完全受编修思想所制约的。续志编修思想创新主要体现在编纂目的创新上。在中国旧时代,编修方志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和为巩     

明清的地方官与明清的地方志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方志编修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明代“郡邑莫不有志”,270余年间修成各类志书2892种(比宋元方志的总合还多4倍);清代则在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方面均进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     

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

明代山西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并产生了初级方志理论。作还从明代方志勃兴的原因、编修的组织形式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从《兴化府志》看明代莆田地方志编修的特点

我国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志书内容丰富．编写体例独特。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地方志也被称为“地方百科全书”．“是故志之重于郡也与国史并”。明代是我国志书编撰较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方志．也呈现出独特的编撰特点．以下以明代弘治年间的莆田《兴化府志》为例,对这一时期莆田地方志编修进行简单的分析。     

试述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

明代杭州府志有七次编修,万历《杭州府志》是最后一部,也是杭州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方志,但迄今未有对此研究者。本文从“修”的五种形式颇具特色、文献引用与记述多有创见、人物记述归属得当三个方面,探讨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与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鉴于方志编修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方志编修,促成了方志编纂热潮的出现。士绅参与修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多名士绅合力修志,二是个人独立修志。士绅合力修志是明清时期地方综合性志书编纂的通行模式。有些名望较高的士绅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志书编修,但也为志书编纂出谋划策。士绅不仅积极参与志书的具体编纂,还主动捐款支持志书编修。参与修志的士绅层次不同,角色分工也有所不同。士绅通过编修方志,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私家两方面,其中私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3类。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式概述,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佛教方志,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海外学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乐山市开编四川省第一部方志专志

据记载,乐山从北宋元佑四年（1089年）编修第一部州志以来,历代方志编修连绵不断,方志著述数量众多,方志人才数不胜数,有的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很有影响。但迄今为止,全市乃至全省尚没有一部专门记载和反映方志成果、修志历史的专志,全国也寥寥无几。     

方志馆功能的原景与愿景——以天津市为例

<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来,方志资料的保存逐渐成为方志事业的一项重要工程。为了收藏和开发利用方志文献,全国地方志系统开始动议建设方志馆,方志馆建设逐渐被方志界所重视。新方志编修40多年来,方志馆建设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三个历史过程中方志馆功能和作用不断变化和充实。一、方志馆初期功用为资料室20世纪80年代,全国开始大规模地开展首轮新方志编修,为了完成修志任务,搞好地方志工作和方志理论研究,各地区方志办都设立了方志专业图书资料室,     

张相文与民国版《泗阳县志》

<正>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重要开拓者。在方志编修领域,他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国初年,中国的方志编修事业进一步发展。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1916年,教育部与内务部又会同通咨各省,请其指令下属各县纂修方志。在此大背景下,张相文积极投入到家乡泗阳的方志编纂活动中,通过数个方面的努力,使民国版《泗阳县志》成为当时所编修1100     

《永乐大典》本《徽州府新安志》编修时间考

根据徽州府建置沿革、徽州方志编修源流和佚文提供的时间线索可知,《永乐大典》收录的《徽州府新安志》应该是明代洪武初年朱同编修的《新安志》。朱同的《新安志》在《永乐大典》中有三个书名,《永乐大典》存在着著录文献不严谨的现象。     

略论县域旧志体例的演变——以永泰县3部方志为例

县域方志是古代中国最基层的官修地情文献,其肇兴于隋唐、经宋元的大发展,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意识的增强,编修方志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中国多数县域均有一部或多部县志。在长达千余年的县域方志编纂史上,各地经济、施政、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晚清民国以来,近代化的深入、社会管理的细化、科学技术的引进也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随着这些变化,方志编纂体例也发生着改变,以适应记录新的社会情况。本文以永泰县历史上的3部方志为例,解析从明清到民国县域方志体例的演变,既是探讨方志编修思想和方法逐步随着时代变迁的过程,能够为今后方志编纂提供借鉴和思路;也是洞察当地发展的一个窗口,通过方志体例的随俗而变来感受时代在方志里存留的温度和气息。     

明代嘉万时期徽州家谱编修变化刍议

随着明代基层宗族组织的发展,家谱编修也随之兴盛。在明代家谱中又以徽州家谱素称发达,尤以嘉万时期为最。这一时期徽州家谱在家谱编修数量、质量方面都较之前有较明显提升,特别是家谱体例创新、形式多样更成为显著的新动向。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家谱编修的理念从传统谱牒学向家史进一步转变,不断地扩大了家谱的内容和形式;徽州宗族组织的不断完善,对家谱编修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徽商的崛起和徽州社会风俗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徽州家谱的发展;当时流行的文学复古运动也助推了徽州家谱在体例上的新变化。该时期徽州家谱编修的新变化不仅直观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保留下了丰富的基层社会史料;也反映了家史发展的新动向,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家史编修理论。     

《当代方志编纂述论》

<正>王卫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该书是对当代方志编修的回顾,也是编修方志的基础教材,介绍了方志编纂基础理论及认识发展的历程,讲述方志如何编纂和两轮志书的实践案例。全书设基础篇和专业篇两大部分,基础篇包含基本理论、框架结构、内容记述、语言表达、资料著述五个方面;专业篇包含政区志、自然环境志、环境保护志、土地管理志、城乡建设     

《方志编纂学概论》序

方志学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门学科、我国方志之学萌发于唐宋,集大成于清,民国时期又有重大发展,产生了一批名的方志学家。到了当代,随着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高潮的兴起,原有的理论己不能适应需要,客观形势提出了构建新的方志学理论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专家学投入探索,理论工作蓬勃开展,论有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当今之世,不但是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盛世,同时也是新方志学理论探讨、研究和构建的盛世。     

略论明代南直隶修志兴盛的原因

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在南北两京各设有一套中央机构,在两京畿铺设置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南京畿辅有应天、凤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庐州、安庆、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14府和广德、和州、滁州、徐州4个直隶州,称为南直隶,包括今天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从汉代以来,这一地区就有方志编修,明代无论是编修种类还是数量,均遥居明代各行政区域之首。目前,较为权威的统计是明代     

关于山东省史志系统区域研究和课题咨询工作的若干思考

区域研究和课题咨询是山东省史志系统“三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读志用志的一种有效形式,是方志编修的客观要求;区域研究与方志编修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伴相生、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它也是方志资治功能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结果。     

关于山志重修的思考

山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来就有编修山志的传统,正如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序》中所言：“海内名山,率皆有志”。在首轮新方志编修中,全国名山——黄山、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普陀山、武当山等都规划出版有新山志,为宣传、保护、开发和建设名     

方志土壤里开出鲜艳的理论之花——记新方志理论名家梁滨久

<正>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者中,有一位新方志理论名家,他就是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专家组成员梁滨久。1980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梁滨久得以聆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用新资料、新观点、新体例和新方法编修新方志的讲话,对新方志编修工作有了最初的认识。1982年9月,他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