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而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但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胡适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6月21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胡适与传统中国文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以及胡适的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三位大师身边的邓广铭

父亲邓广铭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别。父亲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父亲一直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学风。     

陈寅恪的文化史观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江西修水人,中国著名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治学范围广泛,学问博大精深,成就卓越不凡;但陈寅恪研究历史又与众不同,即他主要是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①,并在历史研究之中融入自己深刻的文化关怀。陈寅恪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与钱穆等人又有所不同。他没有留下正面阐述其文化历史观的论著,兼之他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都颇为独特典型而又错综复杂,因而,研究他的文化史观就显得颇为不易。当年杨树达在致陈寅恪的信中谈到：“…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袭取日本人疑古余绪之言论,但其连番讥讽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讨论。本文即以此为起点和观察视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并在上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胡适、顾颉刚接触日本相关学术的可能性,观察他们在时代变局下的治学心态。最後,本文将比较“古史辨”与“束洋学”兴起的原因与目的,以及它们与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藉着相关探讨,我们能同时看到世变之下史家在建立学术事业过程中显露的人生宗旨、学养情操,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     

季羡林与胡适、吴作人

季羡林先生,世人称其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先生本人不认同,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先生的心田上。季先生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其中就有皖籍的胡适、吴作人。“毕竟一书生”——与胡适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善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晚“毕竟一书生”——…     

胡适与儒学

胡适与儒学杜蒸民胡适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胡适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归纳提出者。但是,在晚年,他又宣称“并不要打孔家店”①。究竟胡适是反孔还是尊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和意义上理解他的“打孔家店”言论和行动...     

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胡适同中共的关系,与他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相关,也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这时,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对苏俄的公开赞颂,然而双方基本政治立场的对立却未能调和。     

袁世凯与德国

袁世凯在其小站练兵、入鲁主政、坐津督直、辛刻出山、帝制自为的五个时期,始终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而这种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给予了露骨 世凯政治 上的极大帮助,从中也可以看到袁世凯“仿德”、“防德”、“联德”及“排德”的政治、外交思想轨迹。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读者·作者·编者:三重维度下的胡适与《新青年》

对于胡适与《新青年》杂志的关系,可以用读者、作者、编者这三重维度的形式提拎出来.作为读者,胡适最大程度地激活、激励了《新青年》的主撰者;作为作者,胡适以其学贯中西的文化,开辟、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格局;作为编者,胡适引领、引渡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走向.鉴于此,我们简直无法再用以上“三者”的关系概括和总结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胡适的“三者”固化为一个词,那就是青年导师.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抑或编者,胡适都在一个链条上牵引着“青年运动的方向”.     

爱扯闲的季羡林

胡适年长季羡林10岁。对季羡林而言,胡适既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师＂,也是可引为知己的良友。 1944年,季羡林因二战被困德国,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连忙给陈寅恪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根廷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的成绩。陈寅恪很快回信,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季羡林立即回信同意。于是,陈寅恪将季羡林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胡适欣然接受了这个三十岁出头的无名留学生。     

一部客观真实的陈寅恪传记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了吴定宇教授的新著《守望:陈寅恪往事》。该书除自序、结语之外,分五章,总50多万字。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为中国学术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但是,要读懂陈寅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书叙述了陈寅恪曲折坎坷的人生,展现了他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治学生涯、治学方法以及终身守望     

胡适档案文献观刍议

胡适档案文献观刍议覃兆刿对胡适的研究,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方法论的评论上颇多歧议。其中,谓之主观唯心主义性质者,多执胡适不重前提为由,认为其只重于主观假设之大胆,全然不顾材料与工具的可靠。这种思想定性,不仅是由于缺乏对胡适的知识底蕴和...     

“五四”断想──胡适的阴影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必然要想到胡适,想到胡适,就想到了44年前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当胡适自美国回国,与陈独秀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而成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时,其以后被人“褒”的荣耀和“贬”的阴影,就同时笼罩其身了。饶有趣味的是,胡适身前身后得到的“褒”与“贬”,均是同一个思想造成的,即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师从杜威。因此,在新文化新思潮涌动的五四前后,胡适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以“实验主义”为标志的治学、修身乃至治国的新的思想理论和…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岭南文化与梁启超的学术个性

在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论治学之严谨,方法之一贯,出身岭南的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不仅无法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相比,甚至于与晚辈胡适等人也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的学术给人们的影响——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却是其他人难与比肩的。直至今天,他的学术似乎仍是一个解说不尽的话题。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耐人寻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努力,力图探索导致这一学术文化现象的个中原由,虽不乏其合理性,但并来揭示其真正的意蕴。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表证着梁启超的学术不仅有其别具一格的品格与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的指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