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贡砖：大运河流出的传奇

暮色苍茫的傍晚,山东临清北郊的舍利塔如同戴着盔甲的将军,孤独地矗立在已经干涸的运河岸边,“临清的砖,北京的城,相隔八百里,漕运六百年,紫禁城上有临清”,一位收工的老农慢慢悠悠地吟诵起一度流传的民谣。     

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城墙,以及皇家陵寝所用大青砖,绝大部分是山东临清州烧造。从明初到清末的四五百年中,临清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漕运咽喉,又因其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土质等特殊优势成为明清两朝的贡砖烧造基地。临清的贡砖生产虽间有停废,但一直受到朝廷的严格掌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大规模的贡砖烧造一方面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负担,对明清时期的临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地方神庙、信仰空间与社会文化变迁——以临清碧霞元君庙宇碑刻为中心

临清在明清时期是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碧霞元君信仰在该地区发展的历史较为久远。最早的碧霞宫创建于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旁边,随着临清城的营建以及城市的发展,位于砖城以西、运河以北的碧霞宫在明中叶以来得到复兴,成为当地的社区性祭祀中心。为了保障漕运安全,明王朝另置大批屯戍之兵于城郊运河两岸的乡村,加上地方乡绅耆老的主导作用,明后期万历年间在土城郊区发展出两处新的祭祀中心。明后期崇祯年间,临清城郊的歇马厅作为跨地域的仪式活动中心和宗教认同标志,吸引了来自华北各地的士绅、商人及香会组织,成为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信仰中心。歇马厅朝拜场域的最终形成,表明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的基本联结。     

明清漕运的经济账

<正>漕运，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一种运输方式。而明朝和清朝的漕运制即是为当时最高统治服务的庞大的国家运输体系。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强化时期，漕运是体现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大运河（漕运）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供应都要经过它”。     

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

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孙海泉清代州县以下地方基层制度经历了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这已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关于这一演变的过程及意义,论者尚少。本文即企图就此作一粗浅分析。一、里甲制度在清代的发展与衰落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土地买...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内河漕运与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以江都为例

<正>内河漕运是指漕粮通过内陆河流运送至京师的活动。清代的内河漕运沿袭明制，“用屯丁长运”^[1]3565。顺治二年(1645)，“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1]3566，清代内河漕运由此开始。在内河漕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单一的漕粮运输活动，演变为以漕运为主、进而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活动(包括地方社会的商业、农业、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清代江都县，地理位置优越，因内河漕运而发展成交通便利、人员密集、物资集聚的繁荣城镇。但随着内河漕运逐渐停滞，其社会经济发展也趋于衰落。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历史上青龙镇的铜铁铸造业

明朝中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事手工业的人口也比以往有所增加。除去从事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如铁匠、木工)以外,还出现了雇工。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加强,使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明朝海运与漕运利弊简析

海运的发展在明朝时期,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人们的海洋、海运意识却是在不断加强的。相较于漕运的诸多的弊端,海运更显现了其优越性,体现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的重要性以及趋势。从漕运、海运二者的相互利弊的对比,可以从历史角度来更好地认识到海洋发展这个潮流趋势,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及把握时代主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殷都安阳兴衰的地理因素探析

殷都安阳的兴起和发展与安阳一带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农业、交通、人口、历史文化基础等地理因素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商晚期以后,安阳的衰落与安阳一带的自然环境趋于恶化,政治中心转移,经济衰退及军事防守方面的缺陷和漕运不便等地理因素有关。     

北京六必居老酱园

六必居相传创自明朝中叶,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挂在六必居店内的金字大匾,相传是明朝奸相严嵩题写的。至于六必居创立的确切年代,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围绕这块老匾的种种传说,却为它增添了神奇的色彩。     

论嘉靖安南事件中明朝的政策变化及其影响

明代嘉靖年间,明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同时安南也发生了莫登庸篡夺黎朝的事件,导致其国内政局混乱、南北分裂,此时双方稳定的藩属关系已经难以维持,开始出现动荡与转折。经过明朝地方官员的一系列努力,双方最终达成和议,之后明朝坚持不再插手安南内部事务。这反映了明朝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既服从现实又坚持理想的态度,而现实主义已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晚清荒政败落的制度性原因探究

制度是国家正常运行的最有力保障。在晚清封建皇权专制加强,＂人治＂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的背景下,荒政体系出现了制度失位、应变不力、变革滞后等现象,主要表现为仓储、漕运、蠲缓制度的败落。这些制度的衰落使荒政赈济、蠲缓两项最重要的救济手段遭到严重削弱,整个荒政制度因此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对晚清荒政败落的制度性原因探讨既有助于厘清晚清荒政制度衰落的深层原因,又对当今的灾荒救济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谈司礼监的发展演变以及对明朝政治的影响

司礼监作为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首,明初并没有太大的权力,而且受到限制。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可以说,司礼监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明朝中后期的兴衰。     

努尔哈赤崛起与东亚华夷关系的变化

16世纪中叶,自14世纪以后支配东亚关系的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趋于崩坏,努尔哈赤成功把握了这种机遇,以其高超的洞察力,依据时局的变化及与敌手斗争的需要,及时调整诸方面关系,因势利导巧妙处理与其他女真各部、明朝、蒙古、朝鲜诸关系,最终成功崛起。     

环境、心态与城市衰落——生态民俗视角下的近代淮安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和社会支撑体系,生态民俗观关照下的城市研究以市民日常生活及其习俗传统为着眼点,通过对生态系统、人文环境与社会心态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来审视近代城市衰落的过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近代淮安城市衰落的起点,引发了民俗生态链条上的相应变化。清末淮河水系混乱致运河淤塞,淮安的漕运中枢地位动摇,区位优势丧失。频繁的灾害、贫困的生活使得区域社会心态失衡,民众心理趋向消极、保守和宿命,城市发展失去精神动力。环境、社会、心态的非良性循环民俗生态链体现了淮安城市衰落的本质特征。     

弘扬郑和开拓开放精神 打造江苏外贸第一大港——太仓“以港强市”发展战略的实践与思考

太仓港,古称刘家港,乃“海洋之襟喉,江湖之门户”。元代,刘家港因漕运而勃兴,外贸而发达,迅速成为我国南方漕运中心,江海航运枢纽,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门户,时称“天下第一码头”、“六国码头”。明初,又因郑和于此起锚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交流与合作,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而闻名海内外。十五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明清两代的闭关自守,推行禁海政策,刘河口横沙的形成,刘家港逐步沦落为单一性的区域渔港。     

倪瓒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考辨

倪瓒生于大德十年,死于洪武十二年,享年74岁。进入明朝后,他依然过着漂泊的生活,最后死于江阴,而非他的出生地无锡。明太祖的专制政策导致繁盛的浙西文化全面衰落。     

周恩来在两淮的故居

淮阴是江苏北部腹地的中心城市,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市区清江浦,明代中叶以后为漕运要津、南船北马交汇之所,曾有“九省通衢”之称。清乾隆间始为清河县治,河道总督署也设置在这里。所属淮安市在其东南15公里,清时为淮安府及山阳县治,并置有漕运总督署。这里就是被人民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幼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周恩来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故乡:“淮阴古之名郡。……清时海运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飞飞漫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