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出国的分布及动因

纵观当今许多海外华侨、华人的先辈,大多是在两次“鸦战”之后,沦为“猪仔”华工,被西方列强贩往南洋和世界各地的。在1840—1860年间(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间)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猪仔”贩运大大发展起来,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鸦战后,厦门和汕头先后成为早期贩卖“猪仔”的中心和据点。据史料所载,1843年11月1日     

猪仔钱——华工血泪史的见证

在百万海外移民的历史中,最为悲惨、辛酸的一页莫过于鸦片战争以后的“猪仔”贩运。“猪仔”又作“猪崽”,是广东方言,指被掠卖的华工。囚禁华工的地方,称“猪仔馆”,运载掠卖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猪仔船”。华工们在号称“浮动地狱”的“猪仔船”上遭受囚禁并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历尽苦难折磨,被贩卖到东南亚、美洲、南非和澳洲等地作苦力。这些华工为西方殖民者垦荒、开矿、修筑铁路,他们吃苦耐劳,却饱受歧视与压迫,地位等同奴隶。雇主付给华工低廉的工资多以物品代替现款,有时也支付“猪仔钱”,但这种钱币并非实用货币,它只能在雇主的种植…     

《契约华工史稿》一书出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吴凤斌撰写的《契约华工史稿》一书,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约34万字,共分五编二十一章。第一编契约华工制的兴起,第二编东南亚地区的契约华工,第三编美洲地区的契约华工,第四编其他地区(澳洲、南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欧洲)的契约华工,第五编契约华工的历史贡献.     

首批华工入澳时间考

华工大批输出澳大利亚起于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对此史学界一般没有争议,但关于首批华工确切的入澳时间及人数,中外华人史、移民史学者却有不同说法。据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中外文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时间为1846年,人数为121人。陈泽宪先生在《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一文中说:“澳洲于1846年从厦门运走第一批契约工121名去悉尼。”     

有关契约华工的几个问题

一契约华工产生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有过不同的看法。陈泽宪在《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一文中提出,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85年占据梹榔屿后,首先使用契约工制度,并认为在此以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契约华工在南非(1904-1910)--兼论南非华、印侨工之比较

本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大迁徙为国际背景,记载了1904-1910年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文章主要围绕契约华工赴南非的历史原因,中、英两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华工在南非金矿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以及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影响与贡献等方面进行分析与阐述.此外,本文通过记述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南非契约华工与印度侨工的不同经历,比较了二者在迁移类型和生活境遇上的异同;并针对其产生差异的原因作出分析.     

华人在北美大陆修建铁路的功绩

从19世纪50年代起,大批华工进入美洲,达10多万人之众,其中绝大部分是以“猪仔”身份被骗去的。他们在那里充当苦力,干的是白人不愿干的活,遭受非人的待遇,得到的报酬却远远低于白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10万华工队伍为美国西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以修建铁路、开垦荒地等方面的卓著贡献载人史册。     

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

契约华工对秘鲁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早已载入史册 ,彪炳千年。那么 ,契约华工成为自由人之后 ,对秘鲁华人社会起了什么作用呢 ?他们又如何适应这个异国他乡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一　拉开华人移秘的序幕　　据 1935年出版的《利马日记》记载 ,16 48年和 16 5 6年在利马均有华人活动 ,1但中国和秘鲁远隔重洋 ,万里迢迢。由于受到地理、交通的限制 ,相信在 19世纪中叶前 ,侨居秘鲁的中国人寥若晨星。 1849年 10月 ,75名契约华工乘“弗德利各·吉耶尔莫”号抵达秘鲁介休港 ,拉开了华人移民秘鲁的序幕。同年 11月 17日 ,秘鲁通过一项以引进…     

贩卖国会议员充猪仔

民国11年底,报纸上突然冒出来许多“贩卖议员充猪仔”、某某人“甘作猪仔”的报道。倒不是当时人口买卖猖獗,原来适逢北洋军阀政府执政,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当总统,在北京大肆贿选。前后花了1350万元,国会议员们每人给5千到1万元,结果—下子收买了500多人。     

契约华工历史话语的另一面:抗争与“越界”——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论文以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作品《中国佬》为文本,在当时种族歧视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以伯公和阿公为代表的契约华工抗争和"越界"的行为与策略。以伯公为代表的夏威夷种植园契约华工以"捣蛋鬼"的形象,通过制造麻烦来拒绝被驯化,逾越"不许说话"的戒律;以阿公为代表的铁路契约华工,则通过罢工来争取和白人同工同酬的待遇。他们的"越界"行为既是对华工主体性的宣示,也是对现有契约华工历史话语的一种反拨。正是在不停地跨越或隐或明的边界的过程中,华人才逐步扩展自己在海外的生存空间,改变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晚清对华工出国中拐匪的态度及其演变——晚清侨政研究

华工大规模出国,是晚清中外交涉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相当多数的契约华工是被人诱骗到国外的,因此对诱骗拐卖华工的不法之徒的惩治一度引人注目,成为清政府侨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及实践的角度考察清政府对此的态度及其演变,对了解     

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一 华工出国的历史意义 华工是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在国外靠体力劳动谋生受人剥削而不剥削他人的中国劳动人民都属于华工的范围。有自愿出洋的自由华工,而更多的是被强迫拐卖的契约华工。前者包括     

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

一 我国沿海劳动人民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佣工,大约从明代就开始了。但是,作为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的对象被诱骗出国,则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告结束。粗略地估计,这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我们知道     

南洋巨富陆佑的“猪仔”岁月

“卖猪仔”是华侨史上不堪回首的一段辛酸经历。然而，凭借华人天生的勤劳聪颖，一样也有人能出人头地。20世纪初，有一位被誉为“富甲全马”的华人就拥有这样一段从“猪仔”到南洋巨富的传奇经历。     

试析清代台湾“找洗字”契约——以《宜兰古文书》为例

“找洗字”契约作为中国古代契约形式的一种,在当代已经很难见到。其主要是用于土地买卖后,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土地的原卖方为一次或多次向买方索取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而签定的契约。即所谓“找洗”。按照找洗的次数,契约名称可以是：“立找洗字”、“立再翻找洗字”、“三找洗字”、“再立翻找洗字”等形式。由“找洗字”契约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发现许多当时社会特有的契约格式和社会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民事法律上的特色。     

中华民国时期华侨研究述评

华侨华人研究在20世纪曾4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均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由于英国在南非引进契约华工开采金矿及美、澳等国的排华运动,华工的待遇、引进华     

清朝前期客家人“过番”的内在动力——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社会及其对外关系研究

一般认为,客家人只是到了近代才进人大量的海外移民时期。刘佐泉说：“对于客家人来说,除了西方殖民者的武力掠夺人口的‘猪仔’、‘契约华工’、‘赊欠单工’外,还有宋末元初闽粤两地抗元失败和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移居海外的。”他在此所列举的关于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史实便忽略了清朝前期。     

十九世纪华工与华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贡献

从1845到1874这三十年间,大约有30万契约华工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卖到拉丁美洲,在那里被迫从事牛马不如的奴隶劳动。他们惨遭剥削与奴役的历史,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充满血和泪的一页。对此中国人民应当永远铭记在心。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

十月革命前夕的旅俄华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国“盗人的贼”拐卖到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里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英、法、俄等国竞相在中国招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在华招工5万人,法国招工20万人。战争爆发后,俄国不但民用企业劳动力不足,而且军事工业也深感劳动力缺乏。因此俄国政府一反过去排斥华工的政策,利用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开始在中国大肆拐卖华工,其人数远远超过英法各国。马克思在研究17世纪荷兰人的殖民掠夺时指出,欧洲殖民者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指出他们     

论客家人迁徙海外的经历及其贡献

中国人迁往海外,由来已久。就客家人而言,已知宋元之际(13世纪80年代)梅县松口人卓谋等一批青年,便落户在今印尼加里曼丹岛,明清时去南洋(今东南亚)的客家人更多,可见客家人迁徙海外,从开发南洋诸岛开始,至今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到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内外方面的原因(西方搞契约华工;国内太平天国失败株连等),客家人不断大批迁居海外,特别是广东之梅县,民谚云:“梅县番客(华侨)断家不断屋”,共有60万华侨和华人(含今梅江区),被誉为“华侨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