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一——序言作者韩方卓乃沈朝初之号说

"二十四史"之一的张廷玉等撰《明史》,在长达数十年的修撰过程中,形成了多部拟稿。这些拟稿的前后形成关系情况复杂,至今仍是史学史上有待彻底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徐乾学作为总裁而编成了很有价值的一部《明史》拟稿,但由于学术界得知此拟稿存世为近年之事,特别是其序言作者署名"韩方卓",其身世难于查出,从而导致学术界至今对这部拟稿了解甚少,甚至出现重大误解。本文利用大量资料进行考证,提出韩方卓实乃清初苏州人沈朝初之号,目的在于揭开徐乾学《明史》拟稿神秘面纱之一角。     

《明史》残稿介绍

我馆收藏原清内阁大库《明史》列传残稿十三卷,竹纸墨书,纸捻装订十三册,每册纵27、横20厘米。这十三卷残稿,立传人物九十六人,附传人物七十一人,与武英殿本《明史》相校,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四卷,即:杨士奇等传、黄宗载等传、王恕等传、卢洪     

汪琬与《明史》纂修

康熙十八年,汪琬与试博学鸿儒,入明史馆。与总裁官叶方蔼修史意见不合,在史馆仅六十日即移出。康熙十九年撰成列传一百七十五篇,后刻成《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作为《明史》纂修史上第一部刊刻问世的文字,《拟明史列传》集中反映了汪琬秉笔直书、合经史为一以求致用、裁剪得体兼求史笔有韵的史学思想,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论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是万斯同四百十六卷本《明史》之底本,其中大量的朱笔校语与校迹亦在《明史》编纂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仅就此略呈管见,以期对万斯同及《明史》研究有所裨益。     

《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

作为“二十四史”之末,清代官修《明史》十分引人注目。它的纂修活动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首次诏修到乾隆四年（１７３９）正式刊行,其间跨越四朝,凡经九十五年,历时之长,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已属罕见。这部《明史》历来受到人门的称誉,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质量最好的一部。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明史》后来经过精心细致的勘改和修订,从而形成了《明史》的最后定本即《四库全书》本,~①这是研究《明史》和研究清代官方史学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四库全书》本《明史》的产生《明史》虽然正式诏修于顺治二…     

《明史》辨误二则

明世宗被缢杀于"嘉靖二十年"的错误记载、《明史》卷二十八《五行一·疾疫》的大量错漏,说明万斯同的《明史稿》中的正确记载部分,常被后来的王鸿緖《明史稿》、张廷玉《明史》错误漏写或删改。因此,有时应当更加重视万斯同《明史稿》的史料价值,万斯同《明史稿》与张廷玉《明史》二书应当是一种互补关系。     

《明史断略》作者考辨——兼论《明事断略》与《明史断略》的关系

现存单卷本《明史断略》,作者署名钱谦益。另有同名四卷本,署名彭而述。两书内容基本相同。有人认为是彭而述对钱著进行了评点与续写,两书相同的部分是彭氏抄袭钱著的。实际上,彭而述撰写《明史断略》是毋庸置疑的。而题名钱谦益所作《明史断略》则从史观、所载史事、人物事迹上与钱氏及其所载大相径庭,显然非出自钱氏之手。署名钱氏单卷本《明史断略》是彭氏《明史断略》抄本的残本。而《明事断略》则是在抄写署名钱氏本的基础上,以自己对史事、人物的认识改窜原文而成。     

《明史》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卷282《薛瑄传》7229页载:“(薛瑄)天顺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黄云眉先生《明史考》第七册,《明史》卷二八二(列传第一百七十)载:“按据《宪宗实录》卷十瑄传,瑄卒于天顺八年十月甲申,年七十有瑄。”案薛瑄入门弟子阎禹锡所作的《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见《薛文清公全书》《行实录》卷一)载:薛瑄生于洪武己巳(1389年)八月初十日,卒于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     

《明史》列传考误十七则——以吏部长官仕履为例

张廷玉《明史》是"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前四史"的佳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将《明史》相关列传与各朝《明实录》、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文献相对校,可知《明史》1974年点校本在吏部长官的仕途履历中存在官职讹误、脱漏及记时错误等问题。     

修订中华点校本《明史》高拱、徐阶二传随笔

一 高拱传记,世存多种,兹结合修订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之<高拱传>,检读其中12种,包括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6<高拱>、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卷9<高文襄公状略>、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63<太师高文襄公拱>、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87<高拱>、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高拱传>、尹守衡<明史窃>列传第49<高拱传>、傅维鳞<明书>卷135<高拱传>、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卷12<高拱传>、万斯同<明史>卷302<高拱传>、王鸿绪<明史稿>列传92<高拱>、张廷玉<明史>卷213<高拱传>等.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

万斯同主编明史,史称其稿为王鸿绪所攘窃,八十年代,史学界曾对此进行探讨,并涉及对其史学思想的评价。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万氏亲笔的《明史稿》手稿,故各种意见,皆未能得出最终结论。笔者曾有幸查阅了今藏宁波市天一阁的《明史稿》(一名《明史列传稿》),考定半为万氏亲笔,半经万氏修改。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未能对此稿本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仅为初考,希冀能抛砖引玉,请史学界同仁多加指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     

陆奎勋与《明史》修纂考述

陆奎勋于雍正元年(1723年)参修《明史》,随后四年,他撰成《明史拟传》五卷。陆奎勋《明史拟传》较王鸿绪《明史稿》有四大特点:一、增补史料,扩充内容。二、纠谬订误,辨正史事。三、润色辞章,语句精炼。四、评价人物,直舒其意。殿本《明史》因袭或参考《明史拟传》,陆奎勋对《明史》修纂的贡献功不可没。     

《明史》勘误一则

正《明史·瞿汝稷传》载:"永顺土司彭元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与酉阳冉跃龙相仇杀。汝稷驰檄元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1)校勘记云:"冉跃龙,原作‘冉御龙’,据本书卷三一二及《明史稿》传一八六《酉阳宣抚司传》、《神宗实录》卷五     

黄虞稷史馆进呈稿《明史·艺文志》考述

黄虞稷的《明史·艺文志稿》学者多已判定失传。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写本《明史·艺文志》残本八册,经与卢文弨于《千顷堂书目》上所出的黄氏《志稿》校语比勘,内容一致,知即为黄氏《志稿》。又通过比对国家图书馆藏416卷本《明史》中《艺文志》,进一步可证京大写本当为黄氏的史馆进呈稿。     

《明史》列传官职记载考误

张廷玉等监修的《明史》是“二十四史”中之善本,是学者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史书。但因书成众手,难免存在疏漏舛误。兹将《明史》相关列传与《明实录》《国朝列卿纪》《国朝献征录》等文献相对校,考证出《明史》列传中官职记载讹误十九处,就教于方家。     

《明史·礼志》史实考误

张廷玉《(明史·礼志》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专门记载明代礼制的史志文献,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史实讹误,这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经据《明实录》、《明会典》、《皇明典礼志》、《昭代典则》、《太常续考》、《辛L部志稿》等文献考证,可知该《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7-53卷仍然存在史实讹误21处.其致误之直接原因,大致有脱漏、衍文、字形相近而误等情形;但根本原因还是缘于编纂、刻印和传抄者的疏忽与粗心.     

《明史·僧道服》正误二则

近读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发现对僧道服色的记载有错误二处,现摘录于兹,试据有关史料加以订正。《明史》卷67《舆服三·僧道服》载:僧通服,洪武十四年定。……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纹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襴,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襴。道士,青道服,木简。王鸿绪《明史稿》卷49和清修《续文献通考》卷93的记载,与此略同。其中:     

熊赐履与《明史》纂修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特敕熊赐履充任《明史》监修,"并兼总裁之任"。康熙四十一年,熊氏进呈《明史》416卷,这是五载之间熊氏"悉心刊订"而成稿的。稍后,熊氏又将进呈本《明史》中的"叙、论如干首"辑出,编成《兰台节录》一书,今佚。据《兰台节录题词》提供的线索,可以发现熊氏旧著《读明纪随笔》与国家图书馆所藏416卷本《明史》中部分"论"之间存在承袭关系。     

《明史》传记地理记载笺正

张廷玉等监修的《明史》,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被当作了解和研究史实的重要依据。但因书成众手,其中疏漏舛误似亦难免。兹就《明史》传记中地理记载之失误作出考证,其误类型有发生地点记载错误,由音近、形似等造成的地名书写错误,地名记载于时不符等三种。通过追源溯流,其误形成的具体原因有选择错误史料,误读史料,承袭前稿失误,最后定稿时修改致误等,而归根结底是由纂修者引用原始资料时不审或撰写粗心所致。